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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已经研究了群体的精神结构，了解了群体的感情、思维和推理方式，接下来探讨群体的意见和信念是如何形成的。

    决定群体意见和信念的因素有两种：间接因素和直接因素。

    间接因素是指能够使群体接受的某些信念，群体接受这些信念后，难以再接受别的信念。这些因素为以下情况的出现准备了基础：突然冒出来一些威力与结果都令人吃惊的新观念，某些观念的爆发，并被付诸行动，看起来显得十分突然。但这只是一种表面结果，在它背后，我们可以找到一种延续良久的准备性力量。

    随着上述长期性准备工作的延续，它们成为实际说服群体的资源时，便成了直接因素，不过，若是没有那些准备性工作，直接因素不会发生作用。这就是说，直接因素是使观念被采取并且能够产生一定结果的因素。大众突然开始贯彻的方案就是直接因素引起的。一次骚乱的爆发，或一个罢工决定，甚至民众授予某人权力去推翻政府，都可归因于直接因素。

    如果说间接因素相当于长时间的虫啃蚁噬，那么直接因素就是一次强烈的地震或台风，虽然看上去是外力破坏了房屋，但房屋的地基实际上早已经被掏空了。

    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中都能发现这两种因素的相互作用。

    举一个令人震惊的事件，法国大革命的间接因素包括哲学家的著作、贵族的苛捐杂税与科学思想的进步。有了这些间接因素的准备，民众的大脑便很容易被演说家的演讲打动，或用不疼不痒的改良来反抗朝廷。

    某些间接因素具有普遍性，它们是群体一切信念和意见的基础。这些因素包括种族、传统、时代、各种典章制度和教育等。

    （1）种族

    种族是最重要的间接因素。每个种族都有它的特点，这种特点又形成了它的种族性格。这种种族性格一代代传递下去，形成了这个种族的力量、信仰、制度和艺术，总之，这个种族文明中的一切成分，仅仅是它种族性格的外在表现。

    某种观念从一个种族传播给另一种族时总会发生深刻的变化。某些环境变化、突发事件可能会为一个民族带来新的暗示因素，带来相当大的影响，引导他们付诸行动，但是如果这种影响与该民族的民族性格相反，或与一个民族世代继承下来的因素相对立，那么它就只是暂时的。

    种族因素的影响是如此强大，它决定着群体气质的特征。这一事实造成的后果是，不同国家的群体表现出相当不同的信念和行为，受到影响的方式也各不相同。

    英国的南海事件是这方面最好的例子，当时，密西西比股票狂潮正于法国如日中天，在这个神奇的泡沫肆意膨胀的日子里，法国人变得失去了仅存的理性，不再满足于从事那些盈利较慢的产业，人人都渴望能够立刻拥有无穷无尽的财富，于是铤而走险，开展了一场大胆的计划。

    当这股风潮来到英国时，像法国人一样，英国人也被这种离奇的计划所迷惑，千万双眼睛中饱含欣喜，仿佛看到了金银财宝扑面而来的景象。

    与法国不同的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骨子里强烈的理性成分发挥了作用，除了一部分从始至终持反对意见的当权者之外，即使是普通百姓也没有完全参与这场疯狂游戏。这也正是闹剧在法国持续了整整四年，而在英国只进行了八个月的原因。关于民族这一因素的作用，以后还会有所涉及，我们在这里需要了解的是它对各民族群体气质特征的影响。事实上，正是这种影响存在着差别，才决定了今日世界的格局。

    （2）传统

    传统，即过去的观念、欲望和感情，它们是种族作用的产物，对我们的日常行为发挥着难以觉察的巨大影响。传统是种族的特性之一，自从胚胎学证明过去的时间对生物进化的巨大影响以后，生物科学便发生了变化，假如我们把民族看成单个的生物，那么它就是在历史中形成的一个有机体。

    若是这种理论有更多的人知道，想必历史科学也会出现类似的变化。许多政客与之前的学究们相比高明不到哪儿去，但他们却相信社会能够和自己的过去决裂，完全遵照理性之光指引的唯一道路前进。

    如同其他有机体一样，只能通过缓慢的遗传积累过程发生变化。因此，一个民族的传统是极其稳定的，除了一些名称和外在形式，人们无法改变什么，就如同喀斯特地貌中的钟乳岩——需要长年累月的物质沉淀，一旦形成之后，又很难被腐蚀损坏一样。

    传统不仅稳定，而且支配着人们的行为，当他们形成群体时就更是如此。他们能够轻易改变的，不过是一些名称和外在形式而已。对这种状况不必感到遗憾。脱离了传统，不管是民族气质还是文明，都不可能存在。为了保持传统，人类进行着两大努力，一是建立传统，二是当有益的成果已变得破败不堪时，人类便努力摧毁这种传统。无论是新传统还是旧传统，倘若没有旧传统，文明就不可能延续；如果没有新传统，文明也不可能进步。

    而我们要面对一个困难——一个极严重的困难——如何在稳定与求变之间取得平衡。如果一个民族使自己的习俗变得过于牢固，就很难发生变化，中国是这方面的典型，它故步自封，使整个国家没有任何改进能力。即使暴力革命也没什么用，结果不过是打碎的锁链被重新拼接在一起，让整个过去原封不动地再现，或者是对被打碎的事物撒手不管，让无政府状态来取代衰败。

    对一个民族来说，最理想的状态莫过于保留过去的制度，同时又用不易察觉的方式一点一滴地改进。在稳定与变革之间求得平衡是很困难的，更何况，群体会本能地对一切变革进行阻挠。使它变成现实的只有古罗马人和近代英国人。

    群体对传统有着崇拜式的迷恋，他们抱残守缺，极其顽固地反对变革传统观念。即使是最狂暴的反叛行为，最终不过做了些嘴皮子上的改变。18世纪末，教堂被毁，僧侣们有的被驱逐出境，有的命丧断头台，礼拜制度一度销声匿迹，人们也许认为，旧日的宗教观念威力已经丧失殆尽。但没过几年，为了顺应平民大众的要求，礼拜制度又建立起来了，旧传统又恢复了昔日的影响。

    最不受怀疑的偶像，并不住在庙堂之上，也不是宫廷里那些专制的暴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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