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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复晚年为何走向保守

    关于这个问题，争论很多，其中一种观点认为：晚年的严复开始对文化有了一种反省，反省对于西方文化不作分析就囫囵吞枣，反省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完全弃如敝履。而这期间，正好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造成的文明灾祸，给了严复强烈的刺激，开始回观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大力倡导尊孔读经，从而开始了向中华传统文化的回归。特别是在经历了人生世事的曲折磨难之后，这种回归的引力愈来越强，以致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告诫后人：“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也就是说，晚年严复思想的演变，是由积极的启蒙救亡论者，转化为坚定的文化保守主义者。

    康有为的唯心主义哲学

    康有为在早期对以程朱学派为代表的旧哲学的批判，对当时社会起了解放思想的作用。他的哲学思想为戊戌变法提供了理论依据，对改良派中许多人的思想有很深的影响。

    ◆康有为旧照

    ◆康有为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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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有为被谁毒死

    康有为堪称“美食家”。1927年3月18日晚上，康有为到青岛中山路附近一家粤菜馆吃饭。饭后，他意犹未尽喝了一杯橙汁。不久，突然感到腹疼难忍，当晚呕吐不止。第二天清晨5时30分，他在卧室里“七窍出血而死”。

    康有为在青岛离奇死亡的原因众说纷纭，但大都认为康有为是被人下毒致死的。究竟是什么人下的毒呢？一种说法来自康有为的女儿康同璧，她认为是“国民党特务在食物中投毒”。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是慈禧太后生前所遣杀手下的毒。第三种说法是日本人下的毒。但三种说法均查无实据。

    然而，据现代医学最新的研究发现，海鲜含有比较丰富的蛋白质和钙等营养物质，而橙汁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如果二者同食，人体内就会产生砷，就是人们常说的砒霜，引起中毒。这会不会是康有为之死的真正原因呢？

    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

    《仁学》的启蒙精神对中国近代民主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许多志士仁人就是因为受到谭嗣同及其《仁学》的鼓舞而走上砸碎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的革命道路的。它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

    ◆谭嗣同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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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嗣同伪造家书救父

    谭嗣同知道清政府一贯厉行“一人犯法，累及家庭”的株连法，想到自己被捕后即将累及70多岁的父亲，他心如刀割，于是模拟父亲的笔迹伪造了一封家书：

    复生：你大逆不道，屡违父训妄言维新狂行变法有悖国法家规，故而断绝父子情缘。倘若予以不信，愿此信作为凭证，尔后逆子伏法量刑，皆与吾无关。

    清兵冲进浏阳会馆来抓谭嗣同时，还四处搜寻“罪证”。当谭嗣同看到书桌里的那封伪造的家信被清兵搜出交到一个太监手里时，他想：这下父亲有救了。

    ◆谭嗣同书法

    章太炎前期唯物后期唯心

    章太炎对于中国学术文化遗产的论述十分丰富。他是古经文学派最后一位大师，同时又是儒家传统的拆散者。他的思想的发展变化及其矛盾的性格，反映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章太炎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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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太炎以革命热情对待治学

    1913年至1916年，章太炎被袁世凯幽禁在北京，他就在钱粮胡同19号办“章氏国学讲习会”，听讲学子约有100多人，大部分是北京各大学的教员。与此同时，袁世凯雇用一些人组织“孔教会”，以“孔礼”为“国教”，为袁世凯称帝制造舆论。章太炎不以为是，就在钱粮胡同“章氏国学讲习会”门外贴出告示，言明“凡参加‘孔教会’者，不得入内听讲”。1935年9月，章太炎以年老体弱之身在苏州再办“章氏国学讲习会”，听讲的人近五百，连窗外走廊等地，也挤满了人。

    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哲学

    孙中山是中国革命伟大的先行者，他的思想是中国民主革命和思想史上宝贵的精神财富，其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对后来的革命家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同盟会革命纲领

    ◆孙中山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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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父”一称的由来

    孙中山于1925年3月12日因肝癌（后被确诊为胆囊癌）逝世，在北京中央公园社稷坛举行公祭时，豫军总司令樊钟秀特致巨型素花横额，当中大书“国父”二字，他的唁电挽幛，均称“国父”，这是孙中山在公开场合被尊称为“国父”之始。

    1940年3月21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143次会议决议：尊称本党总理为国父，以表尊崇。但是各地党政机关民众团体在不同的场合无所适从，不知究竟是称孙中山先生为总理还是国父。同年5月29日，国民政府又发布明令，规定政府机关民众团体应一律改称国父，在国民党党内称国父或总理均可，民间已印就之图书文字，不必强令改易。自此之后，即确立了孙中山在中国历史上“国父”的地位。

    梁启超的哲学思想和新民思想

    梁启超是中国早期社会主义思想传播过程中的重镇，并且在中国社会主义由空想向科学的发展过程中成为一个重要的思想环节，因而在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梁启超旧照

    ◆梁启超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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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启超的博大胸怀

    1926年3月8日，梁启超因尿血症入住协和医院。经透视发现其右肾有一黑点，诊断为瘤。手术后，经解剖，右肾虽有一个樱桃大小的肿块，但不是恶性肿瘤，梁启超却依然尿血，且查不出病源，遂被复诊为“无理由之出血症”。一时舆论哗然，矛头直指协和医院，嘲讽西医“拿病人当实验品，或当标本看”。梁启超毅然在《晨报》上发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公开为协和医院辩护，并申明：“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三年后，梁启超因此病离世。

    熊十力的“新唯识论”思想

    面对西学的冲击，在儒学价值系统崩坏的时代，熊十力重建儒学的本体论，重建人的道德自我，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他是我国现代哲学史上最具有原创力影响力的哲学家，奠定了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哲学形而上学的基础。

    ◆熊十力像

    ◆熊十力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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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十力拒客

    熊十力在北京大学讲佛学时，一个人住在沙滩银闸路西一座小院子里，门总是关着，门上贴一张大白纸，上写：近来常常有人来此找某某人，某某人以前确是在此院住，现在确是不在此院住。我确是不知道某某人在何处住，请不要再敲门。

    看到的人都不禁失笑。笑什么呢？笑他的啰嗦，笑他“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书呆子气。熊十力主动把自己同人事繁杂诱惑多多的世俗生活拉开距离，是为了让自己有一个宁静的空间，在孤独中静下心来，专注于内心灵魂的丰实和净化，专注于思想认识的深化和扬弃，专注于精神产品的孕育和创造。

    胡适的实用主义思想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中国现代学人借鉴西方哲学的学术规范理论框架和方法撰写中国哲学史进行中西哲学融会贯通的最初范型。这一范型对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立中国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中国现代哲学的创立都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胡适

    ◆新文化运动浮雕

    新儒学和梁漱溟哲学思想

    新儒学以复兴儒学为宗旨，试图通过“援西学入儒”的途径，重新诠释儒学精义，凸显儒学在现代的精神价值，化解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内在紧张。梁漱溟的新儒学思想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与影响，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及世界文化格局的重构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梁漱溟像

    ◆梁漱溟的书法

    金岳霖的哲学世界

    金岳霖第一个运用西方哲学的方法，融会中国哲学的精神，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这个哲学体系，不仅是近代的，而且也是民族的。它为研究中国哲学，推进和发展中国哲学，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晚年的金岳霖

    ◆金岳霖的哲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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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灾多难的《知识论》

    金岳霖的《知识论》是一本多灾多难的书。抗战期间，金岳霖在昆明时已经把它写完了。有一次空袭警报，金岳霖把稿子包好，跑到昆明北边的蛇山躲着，自己就席地坐在稿子上。警报解除后，他站起来就走。等到他想起来并返回去时，稿子已经没有了。这是几十万字的书，重写并不容易。可是，金岳霖还是重写了。《知识论》是金岳霖花精力最多时间最长的一本书！

    冯友兰新理学的哲学思想

    冯友兰的新理学通过融合中西，吸取西方哲学的新实在论和柏拉图主义，运用新实在论的逻辑分析方法，承接程朱理学，并对其加以改造，建构新理学思想体系，创新发展了程朱理学，在现代哲学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人生的天地境界

    ◆冯友兰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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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贞元六书”名称的来源

    之所以叫“贞元六书”，是因为这六本书是在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的时期写成的，其用意是危机时刻对民族复兴的期待，是所谓“以志艰危，且鸣盛世”，所以用中国哲学的术语“贞元”二字颇能传神。元亨利贞，本是中国古人用以意指春夏秋冬四季及与之相关的四种道德价值取向，“贞下起元”者，是严冬过去必有阳春的意思，正是对于中华民族艰苦的抗战充满信心，冯友兰才以哲学家独有的方式将自己的著作看成民族精神动员的一种形式，自命为“贞元之际所著书”。“贞元六书”不仅旨在表达中国人的哲学逻辑，更重要的是还蕴涵着中国人深切的民族情怀。

    贺麟和他的新心学

    贺麟的“新心学”，是对中西文化的融通，是中国的陆王心学与西方的新黑格尔主义相结合的产物。

    ◆《贺麟集》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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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麟的抉择

    1949年，在北大的知名教授中，哲学家贺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也是蒋介石急于“抢救”的知识分子。此前，贺麟与蒋介石有比较密切的交往。蒋介石对他优礼有加，不仅多次召见，而且还邀请他到中央政治学校讲课。蒋介石还直接资助贺麟主持的“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留下了至今无可比肩的西方文化译丛。为此，贺麟对蒋介石充满感激之情。但作为哲学家，贺麟离不开这片传承了五千年的文化故土。此时的贺麟面临着两难的抉择。

    后来，北平地下党大学委员会书记王汉斌要求汪子嵩去做贺麟的工作。汪子嵩以弟子的身份来到了贺麟的住所。汪子嵩坦诚地告诉老师，自己是中共地下党员，并转达了中共高层希望他留下来继续工作的愿望。贺麟不无顾虑地问，北平解放以后，中共能否保证学术研究的自由？如果能，自己就留下来。尽管没能等到明确答复，贺麟还是接受了共产党的诚意，几次拒绝登机南下，最终留在了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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