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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苏亦说，自己稍微熟悉的曰本学者之后白鸟库吉的时候，周一良就笑了。

    “你之前还提到蒙满回藏鲜之学，确实应该熟悉他，他应该算是这个方面的鼻祖了。”

    白鸟库吉，这个名字，苏亦想不听说过都难。

    白鸟库吉，日本东洋史学界泰斗，日本东洋史学东京文献学派创始人。曾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为日本昭和天皇裕仁在东宫时代的侍讲帝师。他是日本近代对北方民族、西域史、朝鲜史、蒙古学、中国神话研究的开拓者，被视为日本近代“西域史、朝鲜史、蒙古学的最高权威”，一生在人种、语言、宗教、历史，民俗，神话，传说，考古等领域贡献颇多，世有日本近代东洋史学界的“太阳”尊称。

    同时代，唯一可以跟其相提并论的，或许就是内藤湖南了。

    一个称为东大学派另一个被称为京大学派，就是东京大学跟京都大学。

    这个家伙，是啥人？

    就是曰本蒙满回藏鲜之学才推动者。

    从日本的明治维新之后也就是中国的晚清时代起，日本就对满蒙怀有领土要求，这一点，从明治年间突然风起云涌的满蒙研究就可以看出。

    1908年，白鸟库吉在满铁总裁后藤新平的支持下，建立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陆续出版满洲历史地理1913、朝鲜历史地理1913，建立“白山黑水文库”，在1915年更出版满蒙研究汇报，大大推动了日本上下对朝鲜、满洲、蒙古的历史研究与现实关切。

    说着，周一良又分享白鸟库吉博士向陈寅恪请教所谓中亚史问题的故事。

    不过这个故事，并非周一良本人，而是陈门的另外一个弟子蓝文征。

    “民国二十二年我在日本，有天在东洋文库吃饭，饭后大家闲谈，白鸟库吉称我蓝君，我心里很不舒服，我在东北大学已当了好多年教授，不称我蓝教授也当称我蓝先生，但我不好表现出来。”

    “当时，和田清跑东北，回来拿了一张中国的地契，说是三百年前明末的东西，赞叹不绝，大家传观，传到清水博士，他递与我先看，我看过了又交与他，他看了问我意见，我答以此非明末文件，而是光绪时文件，和田以为是弘光，我看是光绪，写地契的人写错了，把绪字的纟旁写成弓，把者写成了厶，如此而已。”

    “白鸟坐在对面不远，听到了，很惊讶，他要我再看看，我业已看过，我不再看。但说：这纸是清末流行东北的双找纸，又厚又粗，不是明纸；钱的单位用吊，这是清制，明制为贯或缗，它的格式为清末至今通行的格式。白鸟点头，和田清过来和我握手致谢。”

    “白鸟又说：蓝君，你认不认得陈教授？我答：是不是陈援庵先生？他说：不是，是陈寅恪先生。我说：那是恩师。白鸟一听马上隔桌趋前伸过手来。”

    “白鸟在日本史学界，被捧得如太阳，如何对陈先生如此佩服、尊敬呢？他说了，他研究中亚史问题，遇到困难，写信请教奥国学者，复信说向柏林大学某教授请教，而柏林大学的复信说应请教陈教授，当时钱稻孙度春假来日，正住隔房，他说可以代为求教陈教授，钱的春假未完，陈教授的复信已到，而问题也解决了。他说如无陈教授的帮助，可能至死不解。”

    整个故事听完。

    苏亦只能感慨，陈寅恪先生牛掰。

    陈寅恪先生确实牛，牛到近乎被神话的地步。

    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喜欢陈寅恪先生的学问，尤其是对他的考究之学，觉得太过于细碎拖沓。

    至于沙畹，一个法国人，也没啥好说的。

    周一良对曰本的诸多学者如数家珍，苏亦也不意外。

    因为，周一良对日本史和亚洲史造诣尤深，苏亦是知道的，1949年以前曾讲授日本史。建国后，他创设亚洲各国史课程，培养了一批亚洲史及日本史的教学和研究人才。

    毕竟，他1939年到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入远东语文系，主修曰本语言文学，并学梵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兼在哈佛大学陆军特别训练班教日语。1944年获博士学位后，还担任了一年多的哈佛大学日语教员，直到1946年才回国。

    所以，在五十年代，周一良还经常出访曰本，甚至有曰本人过来访问，还担任过日语翻译，他的日语水平以及曰本史的造诣，在国内的教授中，绝对算一流的。

    至于周一良，一个早年间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人，为什么在五十年代突然研究亚洲各国历史，就跟当时的国家大环境有关系了。

    因为刚建国，国际大环境并不是很好。

    国家需要学者研究亚洲各国的历史，这个时候，周一良就被选中了。

    当时，教育部鼓励各高校尽力开辟亚洲史的研究和教学新园地。周一良、跟丁则良二人都因功底深厚、路数宽广，较之他人更易改换研究方向，而被优先选中。

    当然，上面首先是看中的是他们两位可以割舍旧爱，另起炉灶，接受新任务。

    大局底定，旋由教育部组织人力，编写亚洲各国史大纲，周一良受命主持其，并负责古代部分的编写；近代部分的编写则落在丁则良先生的头上。这个工程搞了好几年，从丁先生手里出来的文稿，大受周一良的赞赏。

    实际上，从周一良日后担任的职位就可以看出来，他那段时间的研究方向。

    1952年以后，任北京大学历史西教授，兼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亚洲亚非室教研室主任、历史系副主任、主任，多次到亚洲、欧美等国家和地区讲学和进行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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