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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铭老师的总结基本不差。

    这是饶宗颐的三重证据法，也是最贴近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

    能够提出三重证据法的人，在学术界肯定拥有相当高的声望。

    饶宗颐本身就是享誉海内外的学界泰斗，跟钱钟书，季羡林齐名的存在。

    在大陆不出名，那是因为对方49年的时候就已经移居香港。

    除此之外，还有黄现璠版本的，甚至还有徐中舒版本（徐中舒是王国维和梁启超的弟子，后来的《汉语大字典》和《甲骨文字典》主编。）

    徐中舒三重证据法是在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运用边裔的少数民族，包括民族史、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史料研究先秦史。

    这个版本更加广泛一些，也是后世普遍采用的方式，却已经超出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了。

    完全属于交叉学科范畴。

    甚至，还可以多出来一个分支——民族考古学。

    高铭老师的说法，确实概括了饶宗颐的版本。

    苏亦点头，“这个版本也有缺陷，几乎是沿袭中国古代金石学的传统，仅把‘地下之新材料’[1]局限于出土文献，反映出中国文史研究的文字中心主义局限，所以我比较提倡四重证据法，可以突破文字的樊笼，而把实物和图像作为证据。”

    他的话一出来。

    就有人哄笑了。

    因为他的四重证据法，就是在古籍、出土器物以及出土文献的基础上，再加上图像。

    妥妥的高科技运用法。

    因为图像就必须涉及到摄影。

    这属于科技水平的局限。

    不是前人傻。

    当然，这里面的图像，不仅仅是包括出土器物与文献，也包括发掘点周边的地形地貌，以及墓葬形式墓型制式，只要能够拍摄的，都算。

    坐在他的旁边的吕遵额教授，笑，“高铭，咱们的苏亦同学，这是挑战你的领域呢。”

    苏亦无奈，吕教授，你都五十岁的人了，你那么皮，你家黄奶奶知道吗？

    高铭不上套，“吕老师，别挑事啊，虽然我主要研究古文字学，也看重文献对考古学的重要性，但我的根基是在考古学，文献也只是辅助作用，而非主要作用，毕竟咱们是搞考古学的，而非文献学。”

    这个时候，苏先生说，“看来，高铭老师对苏亦同学挺感兴趣的，那你们先聊聊吧。”

    高铭说，“我比较好奇苏亦同学的文献功底，你刚才说读过《二十四史》对吧。”

    苏亦点头。

    高铭问，“那四书五经呢？”

    苏亦答，“也读过，但读不精。”

    众人笑。

    “读不精，都成你的口头禅了，不过我也不让你背，我说一段，你说出出自哪本书哪篇文章即可。可以吗？”

    苏亦当然不会拒绝，他也没有拒绝的机会啊。

    高铭脱口而出，“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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