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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启皇帝朱由校随即批令各部：“如议，著实遵守，如或仍前怠玩，视为虚者，听言官指名参劾。”

    对丁绍轼的疏奏，首辅顾秉谦认为是挟皇帝令诸臣，颇为不悦。

    这时期朝中有人倡议至浙江云雾山采伐大木，用作修葺宫殿，绍轼又上疏劝阻，停止采伐。

    御史赵允昌弹劾绍轼，绍轼上疏求退。

    熹宗认为绍轼心直口快，婉言挽留，绍轼再辞、三辞，帝仍不准。

    这时又有御史吴裕中弹劾绍轼为大奸，恶语极致。

    魏忠贤察言观色，见熹宗欣赏绍轼，以吴裕中报复绍轼之由，罢了吴裕中官职，廷杖一百。

    绍轼闻知此事，立即上疏为吴求救，疏上，吴裕中已被杖死。

    绍轼认为吴裕中死得冤屈，但碍于魏忠贤的淫威，深觉愧疚，而又有口难言。

    礼部侍郎冯铨欲追论前朝三大疑案，一是“移宫案”，泰昌元年光宗死，熹宗朱由校当立。抚养他的李选侍与心腹魏忠贤，想利用熹宗年幼的机会，把持政权，据乾清宫。朝臣杨涟、左光斗等不让她与熹宗同居一宫，迫使其迁至哕鸾宫，然后引太子还乾清宫举行即位仪式。

    二是“梃击案”，万历四十三年手执枣木棍，闯入光宗朱常洛住的慈庆宫，打伤几个守门太监。被执后供系郑贵妃手下太监庞保、刘成引进。时人怀疑郑贵妃欲谋杀太子。神宗与太子不愿追究，以疯癫奸徒罪杀张差于市，并毙庞保、刘成于内廷了案。

    三是“红丸案”，泰昌元年光宗即位后沉湎酒色，不久病重。司礼监秉笔兼掌御药房太监崔文昇下泻药，病益重。鸿卢寺丞李可灼连进红丸，自称仙方，光宗服药后即死去。

    当时有人疑是神宗宠妃郑贵妃指使下的毒，引来许多争议。

    结果崔文昇遣南京，李可灼遣戍。魏忠贤专权时翻案，免李可灼遣戍，擢崔文昇总督漕运。

    诸多朝臣不满魏忠贤妄为，要将三案主要责任的姓名勒于碑上，永远不能翻案。

    绍轼担心此事引起诸多朝臣惊恐，极力劝阻不可妄行，使此建议未能实施。

    满洲兵侵犯山海关，关门兵少饷浮，熹宗准备下旨遣内臣坐镇指挥，新设一管理机构，负责清兵清饷。

    绍轼与诸阁臣以为不妥，同上密揭，述其理由有四。

    其一，考察古今，揣度利害，遣内臣坐镇边关一线几乎没有成功者，反而多出祸乱。因为内臣是皇上近臣，代表皇帝说话，一言一行，前方将吏谁敢不听，使臣一到将吏们围着他们转，分散将吏精力，无暇谋划战略战术。

    其二，无才者皇帝不会派遣，稍有才智者，往往下车伊始，乱发一番言论。

    前线辽东经略熊廷弼主张守，而辽东巡抚王化贞主张战，使臣不熟悉地形地貌和前期战况，支持谁的观点呢？若导致战争失利，责任由谁来负？

    其三，文与文、文与武不和导致战争失败的事例，屡见不鲜。

    而今将吏不和已是客观存在。

    今派使臣赴前线，使臣就成了“凭中”。

    文臣武将都要表述彼此是非，“凭中”若不能辨别对错，轻易表态，轻则加深矛盾，重则造成内讧。

    既然有如此之弊端，皇上为何要派内臣坐镇山海关呢？

    其四，清兵清饷是件好事，然而战争在亟之时能清出多少饷来？而增设一衙门要增加多少供应，并增加多少护卫，这是利少而弊多呀。疏上。

    熹宗遣使臣坐镇山海关的敕书已草成，准备发行。

    他阅览绍轼与诸臣密揭后，觉得言之成理，下旨暂停发敕书。

    数日后，熹宗在魏忠贤、顾秉谦等人唆使下，下旨逮捕东林党人，要将他们一网打尽，朝廷上下一片沸腾。

    绍轼上言劝阻，毫无效果，便托病不出。

    结果左副都御史杨涟、左佥都御史左光斗、御史黄尊素、文选员外郎周顺昌等惨遭杀害。

    就在此时，禁卫吏役在苏州乱抓人，激起民愤，顾秉谦认为是乱党作祟，要强力镇压。

    绍轼以为不可打击面太宽，顾秉谦听了他的建议，只惩治了为首者，胁从者一律得以宽恕。

    这年四月，熹宗晋绍轼少保兼太子太保，改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荫一子锦衣卫副千户世袭，复赐银币坐蟒，照新衔给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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