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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启年间的事实已经证明天启年间危机四伏，只不过是时间太短了，在危机没有彻底爆发的时候，天启年就结束了。

    如果天启年再长点，魏公公也不比崇祯强到哪去。

    总之，所谓能臣魏公公是想象中的，现实中的魏公公就是一个人品烂，政治水平偏低的人。

    位列东林党人榜排名第133的徽州籍人汪应蛟，天启元年刚当上户部尚书的时候，就提出了多项财政开源措施，比如铸钱、典铺酌分、屯粮、抽扣工食、平籴谷仓、东征事例、房屋税契、抚按捐助、节省钞关银、僧道度牒、催兵部马价银、南直牧马地、南粮改折、库折布粟等。

    这些也就是所谓的杂项，总共可额定征收的银子是约296万两。

    其中典铺酌分、房屋税契就属于商税类别。

    房产税契：凡有土地就有过割，有过割就有税契。

    民间房产买卖之时，酌定税契每两征收二分，也就是房产交易税，额征近29万两。

    典铺酌分：从事典当生意的商人，获利甚多。将各省的典当铺按资产分成五等，每年分别征税十到五十两不等，额征19.5万余两。

    后来正式还征收“优免丁粮银”，明代文武职官、举、监、儒、吏等类人员享有豁免一定的租赋、力役的特权。

    现除生员依旧免征外，其余文武职官举监儒吏也酌收优免丁粮银，共额征44.4万余两。

    魏公公执政期间，甚至免除了陕西的榷税。

    天启年间，一年的辽饷收入大概就有400万两，这还仅仅是辽饷。

    左光斗在河间府的屯田搞得有声有色。

    左光斗管理屯田期间，积极提拔屯田人才卢观象，同时还主张把农政作为考核地方官政绩的主要标准。

    除此以外，左光斗针对北方人不擅长种植水稻，而北方赋税要比南方要轻的特点，招募南方人来北方教北方人种地。

    同时还开设“屯学”，这个“屯学”就是专门为屯军及其子弟设立的学校。

    要想进入“屯学”学习，还需要学骑射；录取的屯生，还给予一定的土地让其耕种；屯学童生还可以直接免去县试，直接院试。

    更好的是，屯田、屯学还不用国家财政支出，做到了自给自足。

    “昨岁六百亩，今为四千亩，向之一望青草，今为满目黄云，鸡犬相闻，鱼蟹举纲，风景依稀，绝似江南”，这些可都是左光斗的政绩。

    杨涟在常熟知县任上干得也很好，万历四十二年全国“举廉吏第一”。

    重视教育，增置学田八百亩，增置义田三百亩收租，用以学校开支；捐俸筑府塘石堤四十里，人称杨公堤。

    商业税主要分两大类：一、关税，包括内地关税和海关关税。

    其中内地关税又分钞关税，工关税，门税及过坝税，船税。

    杂项包括塌房税、酒醋税、渔课、契税、市肆门摊税。

    天启六年、天启七年，九边拖欠的饷银份额分别达72.38%（约237万两）和61.29%（约201万两），钱都去哪了。

    天启元年拖欠份额是36.58%，二年20.54%，三年9.76%，四年0.51%，五年8.38%。

    怎么反而魏公公执政了，九边饷银拖欠的数字反而越来越高。

    而到了崇祯元年，经过新任户部尚书毕自严的努力，明朝才勉强缓解财政赤字。

    所以绝对不能对历史有什么刻板的印象，认为阉党会搞钱，东林党就完全不会搞钱，完全只知道吵架，不为国家着想。

    东林党里面也有很多很有能力的大臣是很为国家打算的，是办实事的。

    皇帝这趟急招韦宝入京，一方面是要韦宝随行护驾，让天启皇帝朱由校上山海关玩玩去。

    另一方面就是要搞定钱的问题，在皇帝和魏忠贤眼中，韦宝是无所不能的存在。

    四百多万两的缺口，再加上韦宝这趟裁军十万，需要补发的饷银，合计至少超过五百万两纹银。

    五百万两纹银这种事情，大明天下，除了韦宝，恐怕没人能够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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