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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危机与军屯体系的破坏。

    两线鏖战的困境。

    新经济因素与旧国本的冲突。

    宦官专权与党争。

    首先是明朝的财政问题或者说明朝的财政危机。

    明朝的财政不良的确是其灭亡原因之一。

    明代的田税长期实行低税率，这一点与汉代相同，与当时周边各国相比，明朝不足百分之二十的税率实在不高，同期日本税率就高达百分之五十。

    但与汉代相同的是，税率低只带来了国家收入的减少，而并未惠及民众，因为少征的税收归于地主豪族，实质是负担转手。

    地主的剥削使得低税率意义不大。

    但却造成了国用不足，后来崇祯年间屡为财政问题所困。

    明末民变初起之时，招抚政策的失败，就在于招抚银不足，无财安置起义难民，难民为了生存，只得降而复叛。

    崇祯年间天灾大旱，救灾不力酿成农民大起义也与国库不足有关。

    至于后期加征“辽饷”、“剿饷”、“练饷”等“三饷”导致矛盾激化，加速明朝灭亡，无不与财政危机有关，至于最后“闯王”迫近京师，因军饷不足而延误调兵入京，更可见危害之深。

    从常理来讲，崇祯在李自成兵迫京师的紧要关头，社稷将亡之日，若有余财，何须要百官“纳捐”，最终延误调兵。这是不符合常理的。

    李自成入京时，国库与皇家内库已俱空。

    明代的财政危机为何此般严重，很大程度上是一项重要财政来源的流失，即军屯体系的破坏。

    明初的军屯体系曾有力的保证了军费支出。

    明代永乐元年，全国军屯田子粒两千三百多万余石，而当年全国税粮不过三千一百余万石，军屯田收入占全国税粮的百分之七十多。

    而不幸的是，军屯体系自明中叶以来逐渐被破坏，早在弘治年间，兵部尚书马文升就指出，“屯田政废，册籍无存。上下因循，无官查考。以致卫所官旗、势豪军民侵占盗卖十去其五六，屯田有名无实。”

    原本由军屯负责的军费开支，自明武宗正德以后俱从国库支出，这意味着从此之后，不仅减少了一项巨大的财政收入，军费开支成了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而且以此之后，由于军饷需要国家调拨而不能就地取饷，军屯体系下军饷主要来源于军屯田收获。

    军饷及时发放的可靠性大大降低。

    从此之后，明王朝常有“打不起仗”的忧虑。

    “万历三大征”，仅援朝之役就耗资700万两，宁夏之役耗资200万两，擂州之役耗资至少200万两。

    后来的辽东战事、国内民变，无不在大量消耗军费开支。

    天启、崇祯年间因军饷不能及时发放，兵变时发，兵士索饷哗变，遍及各地军卫。

    明末农民大起义前期实力最强大的“闯王”高迎祥所属部队，多由明军变节而来，就是军饷不发的恶果。

    拖欠军饷甚至影响到了辽东，崇祯元年，辽东兵变，又是因军饷所为。

    而崇祯十七年，因凑不齐一百万犒军军饷，而延误了调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入京，则又是放弃了明王朝的最后一颗救命稻草。

    设想若军屯体系未废，军费充裕，足以自给自足，又岂有此忧。

    百年前军屯废驰的恶果，终于天启、崇祯年间体现。

    无论如何，明朝正统王朝直接灭亡于明末起义军，残部势力灭亡于清军。

    与农民起义军和清军的长期两线作战是明朝灭亡的直接原因。

    崇祯帝夙兴夜寐，勤于政事，不是一个中国传统史学中“亡国之君”的典型形象。

    但遭遇内忧外患的现实局面，内有天灾大旱，以及以此为诱因而起的农民起义军，外有辽东后金八旗铁骑。

    明末战事常常出现两大忧患交替之势。

    明朝单独对后金时，曾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及战略优势，如天启年间的“宁锦大捷”。

    但随之农民军在黄土高原不断发展，明末农民起义军的发展壮大，无疑有加派“辽饷”“练饷”以及“剿饷”的因素，“三饷”无疑大大加重了底层民众的负担。

    而为了支撑辽东战事而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力，最终将转嫁于底层民众。

    同时，为支持战争，也分流了对救灾的投入。

    因此，可以说，明末民变与辽东战事有紧密的间接联系。

    而明朝的两线作战，使其不能专注于一处。

    农民军有几次在明军的围剿下濒临绝境之时，均恰逢清军再次进攻京蓟，因而得以恢复发展，当然这不是主要原因，最终被由农民军内部攻破首都而灭亡。

    而在辽东战场上，崇祯十四年的松锦大战之败，使得其“九塞之精锐俱失”，十多万精锐部队阵亡沙场，辽东从此仅剩吴三桂所属的三万步骑兵，关宁防线彻底崩溃。

    也让明王朝丧失了最后一支完整的精锐部队。

    当然，当时的形势下，也难以避免两线作战。

    财力不足，无力招抚，而与清议和，一则违祖训。

    二则清方的诚意也值得怀疑。

    宋亡殷鉴在前，因此议和也恐无出路。

    新经济因素与旧国本的冲突也不断加剧。

    随着“一条鞭法”的实施与倭寇的荡平和“海禁”的松弛。

    明后期东南地区的新经济因素不断发展，即所谓“资本主义萌芽”。

    而江南地区工商业的蓬勃发展，与传统上以农业为立国之本的冲突必然存在。

    万历年间，明神宗万历皇帝为解决国库不足与宫廷消费不足的问题。

    派出“矿监税使”四处敛财，这种祸国殃民的掠夺式征税，尤其受到了东南发达地区工商业者的强烈抵制。

    江浙工商业者与民众对其的抵制甚至达到了武力对抗的程度。

    南直苏州地区于万历二十九年爆发的民变即是其一例。

    而明末东林党崛起，某种程度上支持新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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