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话让王应麟和谢枋得吃了一惊，两人对视一眼暗自点点头。陛下显然对京中发生的事情十分明了，甚至比之他们还要详细，毕竟京中不仅有太后坐镇，朝中也有应节严、邓光荐及江璆三位帝师辅政，还有临安知府蔡完义掌管京畿诸事。只怕京中有风吹草动，陛下都会第一时间获知，甚至比两人得到的消息还要详尽。

    他们刚刚说起西湖怪事，其实也没有尽言。王应麟从自家府中得到的消息是京中官宦中遍传，西湖之中锁的是‘真龙’，现在频频显圣，是想破障而出。而非市井中传言的妖兽，所谓的妖道、妖僧镇压，其实是有人请了高僧大德和道门仙长，施法助真龙脱困。

    王应麟官当到这个份儿上，自然明白‘事出必有因’的道理。上天那么忙，哪有闲功夫管你的人间的事情，所谓什么‘天书’、‘异象’、‘祥瑞’多半是为达到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人为制造的假象。而当下京中正是风起云涌之时，有人在幕后推波助澜也就不为怪了。

    如今京中闹得最盛的两件事，一者是与蒙元的谈判，要求迎回淳祐帝；另一件事就是‘官绅一体纳税’了。这两件看似无关的事情，但有心人只要细思就能想通其中的关键，两件事并非孤立，而是有人在后操纵，目的思之极恐。

    所谓的湖中被困的‘真龙’其实便是暗指北狩的淳祐帝，那才是真龙天子，当今皇帝不过是伪帝。而这些人热衷于让淳祐帝还朝复辟，根子还在‘官绅一体纳税’的事情上，因为这项政策等于击中这些人的命门，断了他们的财路，动了他们的利益。

    也正因为这项政策是皇帝钦定，并着力执行的。士绅们也明白想要通过搬到某位大臣是办不到的，那么也就只有换掉皇帝才能保证自己利益不失。而德祐帝复辟成功，必然要维护他们这些从龙的功臣，保证他们的利益才能稳住朝堂。

    而这么个看似不靠谱的方式，真的就能成功吗？两人还真不敢轻视。

    就以刚刚提起的秦时天降陨石来说吧！统一六国以来，始皇帝已经采取了有力的措施各方弹压，以对抗捏造出来的所谓天意背后真实的内忧外患。新的天命体现已经用帝号与五德建立起来，皇帝也履行了封禅的宗教责任。

    帝国的制度似乎已经建立起来，“秦虽旧邦，其命维新”，维新下的帝国将跳出分封制下“战斗不休”的宿命轮回。商汤伐桀、武王伐纣的篡夺悲剧将不再上演。帝国将在新制度的维系下，获得内在的自信，并以强大统一的姿态对抗北胡南蛮，“传之无穷”。

    心满意固的皇帝，还借李斯的手笔在全国各地立下石碑，歌颂这有史以来开天辟地的创举：“追念乱世，分土建邦，以开争理。功战日作，流血于野，自泰古始。世无万数，陁及五帝，莫能禁止。乃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复起。灾害灭除，黔首康定，利泽长久。”

    但在五年前前卢生出海后所献上的《录图书》，上面明明白白地写着“亡秦者胡也”，因此始皇帝唯一的心病只剩下胡人。蒙恬的大军此时已经多次击败匈奴，长城与直道已经修建起来，有效的辅助帝国的进攻与防御。全国各地豪杰们被有条不紊地徙往咸阳。

    陨石事件，在推问无效的情况下，根据帝国的连坐法，周边的潜在乱民被尽数诛灭，事件在表面上暂时告一段落。然而这似乎还不够，因为现在在陨石上刻着的字昭示着在十年之后，这个国家中仍然潜伏着阴谋分子，他们就是旧六国的残余，失业的游士，甚至帝国的官僚。

    这些曾经是各国的精英分子，他们懂得运用天意，擅长蛊惑人心。而作为利益丧失者，他们本能地抵制秦国的制度，视之为蛮夷残暴。他们妄图在皇帝死后颠覆已然确立的郡县制，重新恢复古旧的封建邦国，将天下再次带入纷争。

    所以新制度下的帝国的心病不再只是胡人，因为分裂的罗网正在帝国的各处编织。种种突发事态似乎也正印证着这种不详，皇帝在博浪沙被铁椎狙击，“重百二十斤”，至今凶手尚未落网。卢生，皇帝曾尊赐甚厚的人竟公开诽谤皇帝，“以乱黔首”，被察觉后竟然出逃不知所踪。

    帝国的太子公开地为是古非今的儒家反对派说话，违背帝国独尊法家的既定政策，不得已发往边境进行锻炼。潜在的接班人胡亥虽然贴心，却缺少政治斗争才能，如果由他继承，恐怕不免会成为虎狼大臣的傀儡。而帝国的民众还未来得及更新一代人，“秦灭六国，父兄有天下，子弟为匹夫，当时人视之，实为变局而非常理”正是当时情形真实的写照。

    陨石预言着皇帝将死，而皇帝确实也在第二年驾崩，这似乎寓示着陨石刻字很有可能是熟悉皇帝身体状况的亲近臣子。但不论如何，峣峣者易折，皇帝的性命已经走到尽头了，所有的这些问题是没时间加以解决了，次年始皇帝崩于沙丘平台，秦帝国及其制度也开始跟着始皇帝一起被埋入骊山的地宫中。

    王应麟两人同时儒学大家，对经史十分熟悉的。而大宋当前的形势与秦统一六国有着极大的相似，小皇帝领着行朝在琼州卧薪尝胆十年，重新收复了江南。又以近乎残酷的手段对残留的豪门大族进行了打压。两年之后，挥兵北伐，收复了两淮和荆襄，进一步稳固了江南，暂时消除了外患，形势看似一片大好。

    但两人同样知道，历史自有其惯性。然而惯性，并不代表大势，在三峡里，秦帝国若屈从惯性，未必不能如同前三代，坐享数百年的国运。这方面，他们以为保守的秦朝儒生没有看错，因为比起追求虚幻的未来，他们的世界更加真实，因此也更加坚固。

    建国初，丞相王綰就向皇帝建议，“分封同姓，加以镇之”。博士淳于越则主张“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这不只是单纯对古旧的病态喜好，而是历史经验的运用，周王朝若不是分封羽翼加以镇压征伐，又如何能够对遍布着八百诸侯的华夏大地进行有效的控制。

    武王如果不是对商代乃至夏舜尧的王族后裔进行分封，又如何能够抚定旧势力的后裔遗民，使其互相牵制，防止叛乱。旧的形式产生旧的势力格局，旧的势力格局同样呼唤着旧的形式，它们相互增益，构成稳定的历史周期，这就叫轮回。

    因此，对于秦帝国的大胆举动，他们必定会认为“政治家过于自信，欲以一己之意见，强天下以必从，而不知其流弊之烈，为祸之深也”。实施也是如此，分封制的天下是壁垒森严的天下，天子诸侯大夫，在差异化的层级之下，“小国寡民”，乃至“老死不相往来”，它们各自维持着自身的家族地域，并用武器输出忠诚获得保护。

    而吏治国家的兴起则摧毁了碎片化而又顽固的持续了上千年的家族式壁垒，整个新世界至此便处于低设防的状态下。于是在取消了旧有的熟悉的制度后，秦帝国就立刻面临了两个巨大的困境，旧势力的颠覆活动和新结构的镇压。

    所以秦帝国的失败不只是暴政带来的，而恰恰是对纷乱的社会环境未能加以有效控制的结果。秦法在秦国本土行之上百年，所以民安而乐之，但一旦试图在全国范围内推广，问题便凸显了。始皇帝以超乎常人的力量与勤奋保持着对包括旧六国的余党、周制的拥护者及失业的游士，下层的黔首在内的一切蠢蠢欲动的力量的压制，却始终未能彻底地消除危险。

    因此，秦帝国的弓弦虽然已经绷紧，律法比前世更加严酷，征发也越加频繁，却仍然面临着日用不足的困境，这种困境比后世单纯的乱世还多一层旧制度的反动。终于，在始皇帝死后，无能的二世手上，帝国的弓弦嘎然松开，狂风暴雨中始皇帝构筑的堤坝崩溃，而尚未完全完成改造的帝国就此分崩离析，历史再次进入人为鱼虾的时代。

    两人知道行朝在琼十年，推行了一系列新政，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小皇帝收复江南后也是想依照推行，这与当年始皇帝在曾经的六国之地推行秦法何其相似。江南虽然沦陷十余年于蒙元之手，但是故老尚存，他们故而对从前享有的特权十分怀念。

    恰恰小皇帝推行的新政，朝廷在乡里之中派遣官员管理百姓，等于打破了‘皇权不下县’的旧例，已经等于剥夺了士绅们管理乡民的特权，难以在插手地方行政事务。而随之的一体纳税又剥夺了他们的经济特权，触及他们的根本利益。

    士绅阶层作为朝廷的根基，小皇帝的接连打压，王应麟两人也担心政策过于激进，从而动摇朝廷的根本，引发国家动乱，将‘大好’的形势毁于一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