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遣王应麟往邓城抚军，此举看似举重若轻，其实心中也颇为忐忑。他深知此事虽不能导致第八军官兵叛离，但是处置一旦失当，难免会让第八军陷入分裂，进而导致战斗力大为下降。而在当前大战在即的关键时刻，是他不愿意见到的，也不希望出现难以收拾的局面。

    因而赵昺这一夜尽管不在邓城，可他依然可以想象的到王应麟此行的艰难，其不仅要说服要前来的众军勿要做出过激的行动，又要安抚张霸等第八军各部主将认清当前的厉害关系，不要因小失大，做出误国误己的行为，从而自绝于大宋，再难回首。

    辗转反侧一夜，天明后倪亮禀报樊城已经被完全掌控，此战共歼敌五千余，俘敌七千余众，荆襄行军总管史弼和樊城城守阿里罕在城破后乘船仓皇渡江逃往对岸的襄阳，由于浮桥被破坏，船只尽被败兵抢夺或是焚毁，他们无法追击，至其逃脱。

    战后清点，由于战斗短促而猛烈，且主攻方向选择在相对空旷的城东，且敌军逃得也快，未及裹挟城中百姓撤离。因而城中房屋多得以保存，百姓遭受的波及不大。清理官廪，共得粮草十万石，武器盔甲若干，缴获金银合六万贯，蒙元伪钞三万锭，文书图册部分。

    今晨，倪亮已经出榜安民，抽调官兵统计百姓伤亡和财产损失，帮助百姓修葺受损房屋。同时召集城中行会会首，助军清理街巷，掩埋尸体，商户正常营业。且开放城中两门，准许百姓出城采樵，商队正常出入。一系类措施下，城中民心渐稳，秩序井然，稍后待府衙清理完毕，圣驾便可入城。

    赵昺随后下令拔营起寨，收拾行装，准备进城。而这时有飞骑进营，送上王应麟的书信，他展笺看罢长舒了口气。其在信中禀告，在会见张霸等一众主官后，他们皆表示自己绝无叛宋之心，依然忠于陛下，而此次军中动荡皆因上下沟通不畅，导致部分官兵行为过激。

    其后，王应麟又向第八军官兵宣读了圣旨，表明了陛下的态度。而后其接见了‘起事’的军兵代表，他们表示了对张霸不肯迎驾的愤懑，以为他陛下不忠，才自发集结欲往樊城迎驾的。他表示陛下对他们的行为十分感激，但是并不鼓励这种以下犯上的行为，自然也不会追究。他再与众军会谈后，军心暂时已经稳定，出营各部已经规建。

    在稳住第八军上下后，王应麟又与张霸单独进行了会谈。张霸承认自己由于私心作祟，辜负了陛下的信任，做出有负圣恩之事，但是绝对没有被国叛君之意。但现下已经铸成大错，他愿意前往樊城见驾请罪，并坚辞第八军都统之职。

    在禀明处理的经过和结果后，王应麟以为当下第八军虽然军心稍稳，但是也不宜于大规模的调整各部将领，以免引起新的动荡。所以他建议以第八军都虞侯谢明权领军政事务，一者其对军中情况熟悉，在各级军事将领中有很高的威望；二者其在陛下入琼之初就衷心归附，这么多年来也是忠心侍君，值得信任；三者其在琼州曾组织义兵抗元，有领军职能，只需另遣一员精通军事的将领为辅即可。

    赵昺对于王应麟的建议觉得其提的十分中肯，也有利于第八军的稳定，但是他还是有些犹豫。而他担心的并非谢明的能力，而是担心其不肯就任，毕竟当下文武之间泾渭分明，文官是不愿意转资为武将的……

    唐宋以来，随着国家军队规模扩大以及官僚文武分化日渐加深，军队的基层组织情况却越来越糟糕。这背后隐含的原因，并不仅仅是军队职业化，以及监督缺失所导致的腐败化问题，还与基层社会的资源动员以及中央政府的官僚制度息息相关。

    两汉之时，中央政府为了动员更多基层社会的资源，以察举、赀选以及“三老”等制度，将大量地方豪族纳入行政管理体系之中，造成了整个行政体系的士族化倾向。整个国家的价值取向偏向于士族，最终促使九品中正制以及东晋门阀政治的产生。

    隋朝之后，中央政府大刀阔斧地以科举制度取代九品中正制，但却使得中央政府与基层社会失去了士族、豪族这一直接联系，难以有效地动员基层社会的资源，而这一点恰恰是贯穿唐宋大变革的主线之一。具体在军事制度上，中唐以后，随着地方社会资源的整合失败，府兵制度再也难以维持，中央政府及地方藩镇被迫组织起职业军队，如中央的神策军、地方藩镇的牙兵皆属此列。

    但职业军从本质上，与府兵及乡兵是完全不同的。汉代的征兵制与府兵制一般，都是以动员地方豪强为基础，来间接动员地方军事资源的。汉代的这些乡兵虽不是豪强的私家军，但本身属于地方上的自组织武装自卫团体，而从中协调、组织的便是这些地方豪强。

    由于乡里、宗族规矩所给予的约束，这些地方上的自卫武装往往会听从地方豪强的指挥，而且自给自足。但在唐代府兵制崩溃之际，这些新建立的职业军队伍，却不会受到乡里各种非正式制度的约束，同时地方财政也难以支付赡养大量职业军所需的军费。

    正是因为职业军制度的这一特征，导致了北方的中原、河朔藩镇频繁反抗节帅；而在中和动乱潮以后，中央政府无力再给予这些藩镇财政补贴之时，这些藩镇就纷纷独立，与唐廷划清界限。职业军固然意味着更加集中的训练，但他们与指挥官之间的联系却更加薄弱。

    军队能否良好发挥战斗力，更加依赖于平日的训练以及指挥官的指挥艺术。而且在宋代以后职业军隶属于国家，却又往往因为监察困难而导致军队的腐败化，唐末神策军以及北宋末年河北方面军的腐败化均是很好的例证。

    另一方面，基层军官的整体素质也有一定的退化。由于征兵制与府兵制的特征，在唐以前各级指挥官常常与豪族相挂钩，但在职业军制度出现以后，指挥官与豪族出现了脱钩。这一点从制度上来讲无疑是一件好事，但却存在着另一个问题，即平民出身的军人并未能受到良好的教育。

    宋代以后在民间兴起的私学多由地方大族创办，许多也是为宗族服务的宗族学堂，平民接受教育的机会并不多。本来，若是这些大族子弟愿意进入军事系统，军官的文化素养尚能保证，但这里却牵涉了另一个问题——即文武分途的问题。

    文武分途其实是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的官僚体系效率化改革的一部分。中国在秦汉以后，长期维持一统，而偌大的疆域所发生的各类事项最终需要经过筛选汇集至中央，这就要求中央政府有着更高的政务处理效率。这也就催生了三公九卿制度以及地方行政组织的部门化。

    唐代立朝之时，进一步继承魏晋时期的效率化改革，正是确立三省六部制。官僚群体方面，虽在阶官上有文阶、武阶之分，但却没有严格的转换限制，直到北宋前期官僚依然存在着“出将入相”的可能性：官僚外出则任将、在朝则处理政务，“出将入相”本身就是官僚群体在职务上尚未划分出文官与武官两途的最佳证明。但职务分化不明确，却阻碍了整个国家行政体系与军事系统中效率的提高。

    现代生产理论强调分工，是因为分工确实能够提高效率，文官专职政事、武官专职军事，在理论上来说确实更加有效率。而唐宋时期的中央政府，较之前代与后代而言，更加需要效率化改革。这是因为唐宋之际，中央政府的行政幅度过大，导致政务过于繁杂。

    在这种压力下，三省六部制开始向政务处理效率更高的中书门下制转型。其结果之一就是文武分途趋势的发展。直到宋仁宗统治时期，负责处置西夏军事事务范仲淹以拒换武阶为起点，文武官僚的职业正式出现分化，极少再彼此转换。

    不仅如此，在宋代之时，官僚与军人之间就已经出现了分隔，即军人隶属军籍，而官僚归属于官僚体系。文臣对于武臣有时居高临下，但包括文武官员在内的整个官僚群体，对于军人群体却存在着更为严重的歧视。当时范仲淹等在西北发现的将才狄青，便是因为隶属于军籍，而非是官僚系统中的武官而遭到排挤，难以在枢密院立足。

    因为这些问题，大量人才更愿意经过科举进入官僚体系之中，最多是在武臣迁转系统中流转，而对于投军一事并不热衷。与此同时，军事指挥又需要有一定的才能与天赋，如各类阵型的变换便需要有一定的计算与思考，根据地形及敌我情况进行相对有效的布置，在由多个基础阵型组合而成的复合型阵型上尤其如此，指挥官甚至还得懂数学才能够安排好阵型的变换。

    这样一来，矛盾也就此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