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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上述建议，却遭遇总军医官佩尔西的坚决反对，他认为给救护车队配属军官和士兵的方式，会赋予战地医生一种武装者的身份，更容易招致敌方士兵的故意侵害。

    等到两位优秀军医官的激烈争论，传到安德鲁统帅的耳边时，第一执政也不得不直接下场干涉，平息这个敏感话题。

    首先的，安德鲁接受了拉雷提出“飞行救护车”的建议，但车队配属的医生、救护员、马车夫与搬运工等，必须是没有携带武器的非武装人员。通常状态下，所有人不得身穿军服（负责医院安保的宪兵除外），而必须身穿白大褂（医护人员），以及灰黑色外套（车夫和护工）。

    此外，第一执政模仿马耳他岛上的军事医疗骑士团旗帜（红底白十字架），建议在救护车上插有一面醒目的白底红十字旗。此外，每一名出现于战场的医护人员，在他们左肩上的袖章，同样也是白底红十字的标识。

    为此，安德鲁授予佩尔西上校代表法军统帅部，向德意志联军司令部与军医官们，发出了一份公开倡议：希望双方武装军事人员不要主动袭击，任何悬挂或是佩带有“红十字旗帜和袖章”，因为他们属于救治伤病员的车辆，以及救死扶伤的非武装人员。

    在传统的野战医院里，外科医生将根据军衔大小来依次治疗伤员：军官首先治疗，接着是士兵，俘虏放在了最后。

    数周前，闲不住的拉雷军医官再度向第一执政提出建议，要求在进行治疗时完全不考虑等级和敌我，“只是根据病情的轻重缓急，来评判治疗的顺序”。

    作为军级野战医院负责人的拉雷医生清楚，那些受重伤的人，如果能在受伤之后的一小时内接受手术，将有很大的生存机会，因此他认为“那些受到重伤的人必须首先得到照顾”。

    在思索片刻，并征询了督政-府同僚与部长们的意见之后，安德鲁随即以第一执政官的身份，向战地总医院的负责人佩尔西上校，转发了拉雷军医官的“分诊”建议。

    很多时候，穿越者怀疑佩尔西与拉雷二人属于“八字不合，天命相克”，一件小事都能闹得水火不容。不过，一贯惜才的执政官又不愿意处罚两人中的任何一个，于是他自己就充当了中间人。

    回到拉雷军医官的建议上，安德鲁也强调在同等状况下，己方受伤官兵的优先救治原则。

    另一方面，在佩尔西总军医官要求下，安德鲁否决了拉雷要求所有重伤员必须在1小时内实施手术的建议。因为这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根本做不到，即便是修订过后的3到5小时，也是勉为其难。

    此外在安德鲁看来，战壕里的糟糕环境，根本达不到实施手术的基本消毒标准，容易造成一次次的医疗灾难。

    当年，安德鲁率部远征加泰罗尼亚期间，有数据统计证实，在非消毒环境下匆忙接受外科手术的官兵，其未来两周内的存活率仅有30%到40%左右（其他战场存活率更低），可伤员一旦转运到环境较好的野战医院实施手术，其存活率将提升到70%到80%。

    不同于野战医院的流动性质，坐落于科布伦茨的后方综合医院建于1795年6月，是依照安德鲁执政官的命令建造的，是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医院，科布伦茨综合医院也是巴黎、斯特拉斯堡、里尔、梅斯和兰斯医学院的重点实习基地。

    事实上，科布伦茨战区总医院就是法兰西医学院巴黎第一附属医院的一个翻版，包括外科、内科、骨科、康复医疗、药剂科、麻醉科、皮肤科、口腔科与五官科，甚至连普惠随军家属及周边居民的急诊科、妇产科、小儿科等，都应有尽有。

    在建造格局上，总医院的所有房屋都是两边开窗，便于通风。而且医院内外、病房与手术室的卫生消毒也是严格实施。

    与后方综合医院不同，野战医院的性质决定了它属于一座流动的“帐篷医院”。

    得益于标准化的实施，野战医院的建设非常快，一般只需要一天时间，它的所有东西都是装在一个个箱子里面，功能以每个箱子的颜色进行区分，绿色箱子代表门诊部，红色箱子代表住院部，黄色箱子代表手术室。

    至于上述物件的运输工具，除了传统的大帆布马车，如今更多的，则是在莱茵河及其众多支流，畅通无阻的蒸汽运输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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