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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于蓟王而言，何人为帝，并无不同。

    “关东形势如何？”合肥侯亦不可不防。

    “合肥侯自据寿春，营城筑港，广造大舡。政令所出，皆与我（国）同。更加关东士族，槃根错节，心向寿春者众。闻淮泗诸国各出精兵，重组联军。拱卫关津，与洛阳相抗。尤其汉室四牧，饱受非议。”左相崔钧，起身奏对。

    汉室四牧，便是指刘岱、刘繇、刘表、刘焉。

    先帝曾言，天下十分，汉室三分，豪强七分。为夺十分天下，先帝不惜弄险，借黄巾之乱，血洗关东。先前，关东士族，惨遭屠戮，为救家园，无暇他顾。今已渐醒悟。更加洛阳朝政日非，民心思乱。关东豪强，如何再坐以待毙，引颈受戮。于是趁洛阳宫变不断，党同伐异，互相倾轧，无力东顾之机。谋取一线生机。

    先另立新帝（合肥侯），据拥大义，得合法身份。而后遣门下子弟，充填郡县大位，谋取私利。如此沆瀣一气。将一切违法所得，皆变为天经地义。垄断江山，豪门遍地，遂成『关东正义』。

    而后，合纵连横，招兵买马，笼络四方，守护正义。

    一言蔽之。合肥侯，非天下公主，亦非拥半壁江山。充其量，不过豪门代言人。

    于是乎，天下十三州，渐行渐远。

    洛阳守成之君，并身侧遗老遗少，汉室忠臣，皆是『守旧派』。

    革新另有两派。以大河为界。河北为『帝国派』，河南为『门阀派』。

    不知不觉。『三国』，已呼之欲出（注1）。

    或有人言，洛阳如春秋时周天子。名义上，仍为天下共主。不应降格为“国”。

    言之有理。洛阳乃『天下共主』，位居三国之上。即便如此。三国之一，亦早有雏形。便是以淮泗八国为首的『诸侯派』。或称宗王派。

    为与洛阳抗衡，诸侯派与门阀派，合二为一。然后事如何，天机不可泄也。

    洛阳南宫。

    董侯正襟危坐。聆听群臣奏报。

    先前，朝政皆出鱼梁台。玉堂前殿，门可罗雀。唯有寥寥数人，常伴君侧。不料董卓一日毙命。翌日，王允已拟定名额，查漏补缺。先前不愿阿谀献媚之清官循吏，悉数官复原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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