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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扯那些仁义礼智的大道理，你就跟他们分析流贼不重视生产，分钱分粮不可持续，就跟民间私下借钱利滚利最后撑不住跑了一个道理，

    他需要地盘越来越大信徒越来越多抢新还旧，最后要是整个大明都被祸害完了就没得抢了，之前说的都没法兑现！

    具体怎么措辞怎么组织你自己想办法，总之要让士兵们分清一顿饱和顿顿饱的区别，跟着我混暂时不一定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但好在持久。”

    顾炎武毕竟是有大哲学家功底的，被这么简单点拨一下，很快就发挥了一个优秀工具人该有的疗效。

    不过，顾炎武按照新思路把洗脑工作推行下去后，随着实践深入，渐渐也想到了一些问题，忍不住回来请教沈树人：

    “贤弟，我修饰了你教的这套说辞，给士卒和新晋军官们说教后，效果果然不错，但也有些军官提出了质疑：

    他们觉得，你在黄州这新官上任三把火，确实惠民了，而且如今黄州也不用承担国税，只要以本地钱粮自守即可。

    可是，如果打完刘希尧之后，你被调走了呢？朝廷又要黄州上缴税赋钱粮支援其他地方的剿贼练兵大业时，换个搜刮狠的，又怎么办？你只是流官，你承诺的‘顿顿饱’，也只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顾炎武总结的这个问题，也算是两千年来没法解决的顽疾了。

    实话实说，流官制只是利于中央集权，利于皇帝统治，同时有个最大的好处，就是避免内战。

    但真要说地方官对百姓的搜刮有所收敛、在残民以逞方面有所收敛，那流官制还是不如世官制甚至周朝封建制的。

    至少世官分封下百姓都是自己的子民，低头不见抬头见。领主多多少少希望人民至少能活得下去，别逃亡流窜去给别人当人民，搜刮的时候好歹留一手。

    流官制后，反正地方又不是官的，一任三年也好，五年也罢，干完走人，当然要在这三年五年里竭泽而渔捞回本，尤其是那些花钱买官的，对投资回报率的压榨就更是敲骨吸髓了。

    沈树人可以吹牛，但他吹的牛明显超过了大明制度律法所允许的上限，也就显得有点假了，军官中稍微懂点朝廷法度的都不会信。

    事到如今，沈树人也只好稍稍铤而走险。

    反正，他这辈子都不会再回哪怕一次北京城，去当京官了。就算说错话，要流传出去也需要相当的时间，也就不怕被崇祯清算。

    沈树人被逼无奈，也是跟顾炎武悄悄透了个底：

    “亭林兄，这事儿只好劳烦您妙手掌握尺度了，你要学会跟他们分析，说黄州平了之后，朝廷可能会升我知府，隔壁安庆庐州全境也肃清后，我可能会当兵备，总之三年五载我都离不了这块地儿的。

    再往后，天下这么乱，谁说得好呢。总之这英霍山区相对与世隔绝，到时候我已经营得针插不进水泼不入，长江水道又有我沈家掌握，我自会想办法让死心塌地跟我多年的老兄弟们都得好处。”

    这番话虽没明着说要割据，但至少也是流露出一些“听调不听宣”的意味了，展露出“我经营好的地盘，未来要长期跟着我混”的野心。

    好在长江水道被沈家控制，本地人也出不去，犯大别山出去又翻不了，沈树人私下在山沟沟根据地里放的话，没一两年也传不到外面去。

    顾炎武听了之后，也是大惊，有点狐疑沈树人是不是有异志，但沈树人眼神很清澈地跟他说：“这只是事急从权，为了平贼，为了士气，我担待一些恶名风险，也没办法了，以后谁知道呢。走一步看一步吧。”

    顾炎武沉默良久不敢说话，内心也知道沈树人说的是实话。他如今才一个正六品同知，怎么可能有太大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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