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传宗接代（三）母爱

    淑芬刚怀孕时，为了掩饰怀孕后身体的变化，她仍坚持每天下地干活，挖土、挑水、担粪这些重体力活一样不落，有时还同方一友一起前往十几公里外的东升山半山腰，从私人煤窑里挑上一百多斤煤炭回家。

    随着肚子一天天变大，她先是将家里的旧衣物撕成布条裹在肚子上，又紧紧的围上几圈；然后穿着方一友宽大的中山服外套来装扮自己，免得让外人看出破绽来。

    即便这样，淑芬在怀胎五个多月时，她已经无法再下地干活了；为了不让人生疑，她在家装起了病，很少再出门；可哪有不透风的墙，很快她怀孕的消息便传到了乡里。

    那段时间，村里的土墙上刷满了用熟石灰水写的各种标语“超生违法、要被处罚……”公社还常组织社员大会，宣传落实与生育相关的政策。再接下来的日子里，不时有下乡来搞检查工作工作人员，而对于那些逃避检查的家庭，工作人员也早已司空见惯。

    方一友的内向性格造就了他的胆小焦虑，他总想着会有不好的事件会发生；而周淑芬性格外向、好强、好面子，在她骨子里透着一股不服输的劲。面对一次又一次的检查，方一友有些妥协了，淑芬摸着肚子里的孩子，都六个多月了，那可是她身上的肉呀，怎舍得将他打掉呀！她犟着嘴皮对方一友说：“没事，这算多大点事儿？没钱咱就去借，拆房梁揭瓦也好，卖粮卖生畜也吧，就是砸锅卖铁也要生；大不了家里少几根木头，少吃一顿罢了，瓦被揭了咱就拿天当铺盖，没吃的咱就去挖野菜。”

    1987年7月，入夏后的山城异常炎热，临到中午时院坝里用巨型石块拼成的地面可以烤熟鸡蛋，昔日的水田早已干涸，见底的淤泥被晒开了一道道裂缝形如一张巨网；方家院子唯一的一口古井边上，各式水桶和装水容器在井边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有老式木质水桶，有现代塑胶水桶，有瓦缸，还有脸盆……已近两个多月没下雨了，守在井边排队打水成了各家每天的头等大事，大人小孩轮流换班，直到深夜也未停歇。

    有一天，淑芬正挺着个大肚子手拿着蒲扇，躺在堂屋的凉椅上纳凉午睡，乡里突然来人到村上搞检查工作；眼看一行人快要走进大院里来，隔壁杨婶儿火急火燎的来给她通风报信儿，说：“淑芬，你怎么还在家里呀，乡里的人正朝你家来了。”

    淑芬心里一震，慌忙中从凉椅上翻身坐来，说：“杨婶儿，你可千万别说我在家呀！”她来不及穿上鞋，从自家灶房的后门悄悄跑了出去，藏在屋后的红薯窑里。乡里的工作人员来到家里时，连一个人影都没看见。

    那天，淑芬一直待在屋后的红薯窑里，直到乡里的人走了才出来；周淑芬的这种把戏，怎么可能瞒过检查人员的火眼金睛；因为她的不配合调查，乡里的人便将她记录在册，成为待核查人员。

    在后来的数次检查过程中，淑芬就像打游击一样四处躲藏；只要有下乡检查的人来，她不是往屋后的红薯窑里跑，就是躲在大院邻居家里不出来，生怕自己怀孕的事被这群人发现。

    直到有一天，村里的广播开始陆续点名，“杨柳青、李开群、周淑芬……，请你们于某月某日前往乡卫生院例行妇产检查；周淑芬听见广播里喊着自己的名字，她心里开始害怕极了。

    被点名后的几天里，周淑芬整日神色紧张，她开始忧郁起来，甚至有一些神经错乱，总觉得有一天自己会被带走。

    她开始有些害怕走来，有了想要打掉这个孩子的想法，不过这样的想法只在她脑海里只停留了片刻，一会她又觉得自己这种不负责的想法对不住肚子里的孩子，更对不住方一友的期盼。她又想到自己要是不能为方家生个儿子，今后的婆媳关系也不知道该怎么处才好，她又后悔自己刚才想要打掉孩子的想法。

    想到这里，淑芬低头看着自己怀胎六个月的肚子，用手轻轻的抚摸着这个尚未出生的孩子，她又开始意志坚定起来。

    没过多久，乡里便来了一位女干部，他们都叫她马冬梅，马主任；谣传她工作作风很是强硬，好些年轻夫妻都吓破了胆。

    马春梅到任后，便立即显示出了她强硬的工作作风，亲自前往各生产队开展走访调查工作；在公社里组织召开全体社员大会，宣讲与生育相关的政策，还将一部分人纳入了重点关注对象。

    在周淑芬的回忆里，有一次她被带到乡卫生院里；刚到医院里，她便装作肚子疼得厉害的样子，躺在医院廊道的长椅上痛苦的呻吟着；妇产医生见状以为她动了胎气，只好将她送进病房观察一段时间。结果，她趁病房里无人时，悄悄翻窗户又跑回了家里。

    不知为何，至从周淑芬从医院跑出来后，马冬梅便一改往日的态度，几次公社大会上说话的语气都对她客气了不少。

    有一次，公社组织召开社员大会的时候，马冬梅还特意叫人搬来了一把凳子，让周淑芬一个人坐下，这样的关照与特殊对待让她在大会上感到神气又骄傲。那天，大会上对好些家庭进行了通报批评，其中就有田一友和周淑芬两口子。不过他俩听着便听着，心里也不再有什么害怕，反正是保住了肚子里的孩子。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