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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新装备的适应训练正在有序的推进，一班的工作也开始走入了正规，罗亮亮越来越适应自己的班长角色，而凌峰的副班长也干的风生水起，属于徐锐的印记惭惭从一班淡去。

    军营就像一个驿站，很多人来了，很多人又走了，来了的人会流下很多属于他的印记，等他走了属于他的印记就会慢慢消息，仿佛像没来过。

    一千公里之外的川西某小山村，徐锐在复员回来一个多月之后还是决定去富裕的广东去打工了。

    本来想着复员回家后就可以过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侍候母亲，照顾妻子，年后再努把力再生个小子，就能过上堂前有母亲，床上有老婆孩子的幸福生活。

    当然这只是美好的愿望，回到家后，徐锐那点可怜的复员费根本做不了什么，修补了下房子，带母亲去了一次医院就所剩无几了。

    家里的几亩水田就算徐锐把所有力气都投入进去，产出的粮食也只能填饱一家人的肚子，母亲的药费，妹妹的学费，家里的日常开支都是需要钱的，而粮食的价格低到挑一大担谷子到30里外的小镇卖掉也换不来几副药。

    国家城市化的进程让乡村越来越留不住青壮劳力，而大量青壮劳力的流失让农村更加没有活力，很多人不得不加入南下打工的大军，用乡愁和力气在城市里换回或多或少的几张钞票。

    刘燕将准备好的几个熟鸡蛋连同200多块钱的路费塞进徐锐迷彩包里，那是徐锐复员时从部队带回来的不多的几样家什，透过徐锐身上那洗的发白的迷彩服和迷彩包还隐约能看出一些老虎营一连一班班长的风采。

    徐锐再次走出这个小山村了，不敢再回头看，那是家的方向，妻子刘燕久久伫立在寒风中，一直到徐锐身影消失在远方。

    晚上，徐锐在一个拥挤的小站挤上了南去的绿皮车。

    5天以后，在广州繁华都市高楼林立的工地上，一个异常强壮的身影挑起一担沉重的砖头在楼梯间坚难的攀爬，每天他都要挑起将近200斤的砖头无数次的爬上15层的高楼，汗水打湿了他古铜色的肌肤，原本挺直的脊梁被肩上沉重的担子压的已微微弯曲，再铁骨铮铮的汉子在生活面前也会被压弯了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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