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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瞧你那点出息。”我讥讽道，“是谁在部队里成天嚷着‘肖申克的救赎’来着。”

    欧阳俊没有说话，倒是安哥开口了：“我也是。这几个晚上都没有睡好。”

    “安哥，漂亮性感的女朋友你不陪着，在这儿霉了半年的床上你怎么可能睡得好。”

    “滚。”安哥百年一遇地骂了一句脏话。

    “你说在部队吧，挺反感那些条条框框。可是一出来，就是各种看不惯、听不惯、待不惯。你们是不知道，我现在进门都忍不住先敲门喊‘报告’。”

    我们在黑暗中笑了。

    “老实说我也是，”我必须坦承，现在我看不得别人乱丢垃圾、看不得别人留黄毛、看不得别人光膀子、看不得别人流里流气……

    “拙子，”欧阳俊义愤填膺地问我，“你说我们好好的大学生活不过，非得被人管着被人虐着才舒服，我们是不是犯贱啊？”

    我和安哥都笑着回答：“大概是吧。或许，的确是。”

    第二天一早，六点十分。没有闹铃，没有号声，我们准时起床。欧阳俊拖地打扫卫生，林安邦去操场跑步，我则把临时盖的一条毛巾被叠得方方正正有棱有角。

    “看样子你真的是当兵当傻了。”欧阳俊放下扫把认真地看了看我。

    “彼此彼此吧。”

    中午，欧阳俊被一群学生会的学弟学妹们拉出去吃饭，林安邦也跟吴曲出去约会了，我一个人躺在宿舍里。五个月的部队生活养成了我午休的习惯。两点半左右，迷糊之中感觉有人在晃床。我骂了一句：“易子梦你大爷的，别打手枪了。”没有回音，床却继续晃着。我探头往下看，房间是空的。这时外面有人狂吼：“地震了！地震了！”我一下子惊醒了。翻身下床，趿着拖鞋就冲到了楼下。

    操场上全是人。有光着膀子赤着脚只穿着裤头的，有抱着笔记本攥着钱包的，有裹着棉被顶着凳子的，有拿手机打电话的——这个时候，电话已经不通了。大约十分钟后，欧阳俊和林安邦回来了。

    “听说震中在四川汶川。有八级。”

    “怎么办？”我问他们。

    安哥没有丝毫犹豫：“走！赶紧回部队。或许能赶上救灾的队伍。”

    “问题是这个点已经没有回去的车了啊。”

    “我来想办法。”欧阳俊这个时候显得尤为沉着。

    大约半个小时以后。一台黑色“雅阁”就到了宿舍楼下。我们将行李装好，跟几个送行的同学拥抱告别。吴曲双眼噙着泪，站在车窗外死死地盯着安哥。安哥冲着窗外挥了挥手，关上窗子，更咽着催促道：“走吧。”

    吴曲拍下窗子，流着眼泪决绝地说：“林安邦你放心，我会跟你在一起的。”

    车发动了。

    “林安邦，我一定要跟你在一起！在一起……”吴曲的哭腔渐行渐远，只有安哥在我旁边悄悄地抹着眼泪。

    欧阳俊坐在副驾驶上，情绪有些低沉。他嘟囔着，似乎自言自语：“这一走，不知几年后才能再见了。”

    我坐在驾驶座后面，也陷入了离别的感伤。我们曾期盼着怎样轰轰烈烈地离开这座美丽却忧伤的校园，曾幻想着在毕业典礼上要如何慷慨陈词指点江山，没想到，一场地震，成就了我们几个匆忙而意义不凡的告别仪式。我或许该做点什么，为这个苦熬四年终将离别的校园，为这如杂货间一般紊乱不堪的大学生活，为我这一段或喜或悲的心路历程。

    如果可以，我想再去食堂吃一碗滚烫的砂锅粉，去教学楼听一堂哪怕枯燥的思修课，去图书馆的九楼翻一本无人问津的小说，去画室涂两笔丙烯颜料，去岳麓山看一遍夜色，去橘子洲赏一回焰火……

    可是，这些看似平淡的生活，连同我迷彩服一般斑斓的青春，终将远去。

    抵达部队的时候是晚上九点。

    全旅上下都换上了迷彩服，打好了背囊。所有的军车列成长队，车厢上挂着红底白字的标语：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和灾区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一副蓄势待发的样子。

    我回到连队，龅牙他们已经把我的背囊收拾好了。大家穿着迷彩，围坐在俱乐部的电视机前，几乎所有的频道都在滚动播报着关于地震的最新消息。死亡和失踪的人数节节攀升，好像那些无关生命，而仅仅只是一组组数据一般。

    数以万计的生命在那一天的下午两点二十八分灰飞烟灭，还有许多在废墟和黑暗之中因为饥饿、缺水、恐惧或者失血过多而死去。这些生命在五月十二日之前还那么鲜活，他们或许快乐或许忧伤，或许幸福或许孤独，或许纠结于一段感情，或许沉迷于某个游戏，或许追逐在名利场上，或许放纵在纸醉金迷中……当灾难降临，这一切都变得轻薄、肤浅、不值一提。如果未来可以预知，他们将如何打发自己的余生？如果生命可以重来，他们将以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这个世界？

    第二天，依旧是战备状态。所有人员全副武装待在宿舍，等待着那一声号令。电视里，各军区和各兵种先后投入抗震救灾战场。废墟之上，迷彩斑斓，战旗飘扬，参加抗震救灾的部队无疑是辛苦的甚至是危险的，可是在和平年代，有什么能比这些更能让军人感到幸运和自豪呢？

    我们生活在一个硝烟无处释放、箭镞任意生锈的年代。在这个年代当兵无疑是幸运的，因为不用面对战争这个巨大的绞肉机，不用触碰那生离死别的痛苦；可是在这个年代当兵又是不幸的，因为我们感受不到效命疆场的悲壮，我们体会不到马革裹尸的豪情。当战争远离我们的时候，除了时刻准备战斗，军人存在的最大价值便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保卫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这也是一场战争——一场对抗大自然顽劣的战争。

    我们群情激昂，龅牙让我代表全班写了一份请战书，并郑重其事地按上每个人的指印。“请战书”交上去之后，指导员亲自用毛笔在整开的红纸上抄了一遍，并让全连官兵签了名，交到了机关。随后，各单位纷纷仿效，请战书贴满所有能张贴的地方。

    可是，上级首长并没因为我们的请战书而批准我们参加这次救灾。尽管这次有将近十万人的部队投入了这场堪称伟大的抗震救灾任务，但是我们并没有接到命令。大约一周之后，部队解除战备状态，恢复了正常的训练生活制度。

    2008年8月，汶川大地震之后，中国发生另了一件大事：第二十九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北京召开，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那里。许多老兵晚上偷偷跑到俱乐部，用毛巾被把窗户玻璃盖起来，把电视开到静音，看各项比赛的重播。对此，普洱和指导员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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