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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侯兰对答道：“以《春秋》“微言大义”为依据。论心定罪，以犯罪者的主观动机是否符合儒家忠、孝！”

    夏侯兰对答如流，符合此时的社会主流，但是刘云却面色古怪，不置可否。

    蔡文姬也觉得夏侯兰回答的没毛病。

    因为《春秋》是汉代的“宪法”，具有凌驾于各种法律形式之上的最高法律效力。

    《春秋》是圣人孔子所编，其上的微言大义，是儒家的圣经，刘云身处这个时代，不可能去品评春秋的权威性。但是这中间就有一个巨大的问题——论心定罪！

    不是论证据定罪，而是论心定罪。

    一个罪犯，如果你的行为符合春秋大义，比如行侠仗义，比如劫富济贫，就能够随意杀人？甚至可以免刑？

    刘云决定要改变夏侯兰的法律观念！要给他灌输论证定罪！

    不过，思想的改变是最难的，刘云打算多与夏侯兰接触，重新制定梁郡的司法程序和众多法律令条。

    别的地方他管不到，但是梁郡一定要按自己的来。当然，刘云也不会傻到直接去推翻封建律法的根源，他只是对汉律进行调整修改，然后依法行事，提升法律的权威性。

    经过这几年，刘云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现象级问题，那就是宗法与国法的冲突问题。

    他发现宗族拥有一个极大的权利，那就是他们的族内法律可以凌驾于国法之上。一个家族的族规，怎么能够越过国法！

    这就是私刑私法，宗族不仅掌控着族人的资源分配，竟然还掌握着族人的生死，让宗族之人先有族再有国。

    刘云要想树立法律的权威，第一件事，就是要让国法高于宗族私法，任何宗族族规的制定，都要在不违背汉律的基础上施行。

    这一点相当难，这几乎是在与整个社会体系对抗，但没办法，这是与宗族抢夺权利，让社会提前进入法治社会。也就是说，刘云会被挂上法家的标签，从此成为天下儒门的死敌。

    现在刘云还没有这个实力，他得有一个志同道合的同盟，能够对抗宗族力量的同盟。

    目前他还找不到这个同盟，西方是用资本，他不知道现在的大汉用什么可以与宗族对抗，但光凭武力，目前还不行。

    夏侯兰不知道刘云的忧虑，刘云也不敢跟他说。

    离开了官学区，刘云便开始视察南城商业区和西区的住宅区，这两个地方基础建筑已经基本完备，刘云要在商业区进行官方商业行为，带动和规范私营商业，这也不能一蹴而就。

    商业区建两条街道，从北到南平行排列，街道两旁各种空置的房屋门面，目前没有任何人过问，人们的生活还都是在老城区。

    刘云规划的东街和西街各有不同功能，同一条街道，也有不同行业划分，在东街北第一栋房屋，上书“郡营农产”几个大字，这大字是由刘云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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