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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不太通。

    说起大运河，不能不提隋唐宋元。

    隋炀帝被人骂了几千年，但只凭着开凿京杭大运河的功绩，也应该给他发个奖状。

    正是因为京杭大运河的存在，才有了南方经济中心服务于北方政治中心的格局，才有了中国大一统，南北并联，无法切分的版图。

    隋炀帝上位后，迁都洛阳，为加强对江南地区的控制，同时为转运江南物产于洛阳，于大业元年（公元605年）下令开凿洛阳到江苏清江约两千里的“通济渠”，通济渠的开通，直接沟通了黄河与淮河。

    大业四年(608年)开凿从洛阳经山东临清至河北涿郡长约两千里的“永济渠”，永济渠与广通渠贯通。

    大业六年(610年)，开凿江苏镇江至浙江杭州长约八百里的“江南运河”。

    至此，洛阳至杭州长达三千四百余里的河道贯通。

    唐宋时期，运河各段的名称虽然变来变去，但总归是起名字的爱好问题，总体上来说，大运河的主要河段、格局、走向，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加上唐宋皇帝都懒，觉得大运河能用就行，偶尔拨点款，疏浚、维护下就够了。

    但在北宋晚期，随着宋金之间的对峙，战乱不断，都没钱打仗交保护费了，哪里还有钱去修河？

    在这个时期，大运河的河道维护已然难以为继，巷道不断淤积，航运出现了中断。再加上黄河数次泛滥，淮河以北的大运河河道会冲断，一些河道更是堵塞无法使用。

    到了元代，这些蒙古人选择大都（北京）为首都，他们虽然是游牧民族，可毕竟来到了中原，总不能将所有地都种上草，天天牵着羊去放牧吧？

    再说了，总吃羊肉也不是个办法，米饭多好吃，把南方的大米运过来，供应朝廷。

    可运着运着，元政府发现不对劲了，总这样运，累死人也跟不上吃的，必须重开河运。

    于是在元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元政府开凿了会通河，北接卫河，南接泗水与黄河。

    元政府的开凿运河，彻底改变了原来大运河“y”字型的走势，大运河自此之后，不再经过洛阳，河南与安徽北部河段被废，大运河形成了南北直行的走势，南北航程缩短了一千多里。

    按理说，到了明代朱允炆时期，这条水路应该还是畅通的，可现实情况是真的不通畅。

    根子还是出在元朝，修个河道，也不找点有水平的水利专家，随便指派个人便算了事了。

    就以会通河中的济州河来论，其以汶河、泗水河为水源，将两河水源引至任城，然后在任城这里，进行南北分流。

    可是任城这个地，它并不是济州河的最高点，真正的最高点在任城北面的南旺。

    就因为这个缺陷的存在，任城分水时，总是南面河道水流多，北面河流水流少，所以北段河道又浅又堵，走走小木筏，抓条鱼，洗个澡什么的还可以，想要走大船，那是不可能的。

    总不能大船到了这地，将粮食丢岸边，又转陆路运输吧？

    来回折腾，也不是个事。

    朱允炆可以不在乎朱桂的煤能不能运到南京，却很在乎南京的粮食能不能运到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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