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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今中外，每个成功的商人除了自身努力，还必须有机遇的加持。

    一个人的命运，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也要考虑历史的进程。

    会做生意的人，除了精通业务，还必须善于发现机会和利用机会，而最大的机会就是顺势而行，将时代潮流变成白花花的银子。

    这就是雷军的名言“在风口上，猪也能飞起来”。

    对于伍国萤和十三行其他老板而言，这个机遇和风口，当然就是大清国的基本国策“广州一口通商”了。

    “清朝实行闭关锁国，但受不了欧洲商船频繁“骚扰”沿海，只保留了广州这一个合法通商口岸，但清朝又实行严格的重农抑商，那么由谁来充当贸易商呢？”

    “最开始清朝想到的是官营，由朝廷钦派的官员来负责广州外贸，这就是“皇商”。但这帮吃闲饭的，你让他贪污腐败和偷奸耍滑没问题，让他来负责外贸就属于大尺度跨行了。”

    “结果，面对一个躺赚的行业，这帮酒囊饭袋直接亏损严重，常常需要朝廷的救助，你说钱都去哪了？外商怨声载道，朝廷也不高兴，最后只好废除皇商，实行一种新的制度——行商。”

    “朝廷将外贸特权赋予一些民间商人，受政府管理，商人取代官员，与外商直接打交道。”

    同文行中，掌柜的吴卫荣正在热情的滔滔不绝的讲解着广州十三行的历史，作为一个合格听众的黎汉明也正笑脸盈盈津津有味的听着。

    说实话，对十三行的具体历史黎汉明还真不了解，此番听吴卫荣的讲解，倒也显得有趣。

    听吴卫荣这么一说，黎汉明顿时明白了十三行实际上就是官督商办，其实历史上的洋务运动，就是这种模式。

    “按道理讲，民间商人会蜂拥而至，争取这个外贸特权，毕竟特权就意味着躺赚，但实际上，合格的行商很少。”

    “一方面，社会氛围认为科举是正道，经商是旁门左道，而且还是与外国人这些“蛮夷”打交道，很不光彩；另一方面，要当行商，首先就要拿出数十万两银子来能获得准营执照，所以，只有广州当地的少数富商才会报名参加。”

    “这就是广州十三行的由来，当然，并不是说只有十三家行商，数量是波动的，只是最初只有十三家，从而形成了一种俗称。”

    作为同文行的掌柜，吴卫荣的眼力还是可以的，他看得出来，眼前这行人来历绝对不简单，他甚至已经隐隐约约的猜到了黎汉明的身份了，所以他也乐于详解。

    “而且，十三行的老板，无一例外都是普通人家出身，那些有头有脸的富贵人家，是耻于经商的。”

    黎汉明闻言赞同的点了点头，这点的确如此，毕竟如今社会风气在那儿，商业可以说是处于社会末流，就算有钱了，也会把重心放在科举和官场，希望以此提高家族的社会地位。

    就以十三行最大的商行同文行的老板潘振辰为例，十四岁就出来打工当水手了，他创下家业死后留下巨额遗产和四个儿子，但三个大儿子都不愿意接班。

    比如最大的潘有为，考中进士后官至内阁中书，参与编撰过《四库全书》，得罪权贵回到广州后，宁愿隐居也不愿意接班。

    一个商人家出了进士，这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它意味着潘氏一族以后同地方官员的联系越发密切，多了一个可以从中斡旋的人才，同时也可以跻身于士绅之列了。

    再比如第二的广利行老板卢观恒，幼年丧父，穷困潦倒，四十岁还是单身。怡和行老板伍国萤，父亲靠卖海鲜养家，自己幼年辍学，在同文行打工.......

    这些人，毫无疑问都是屌丝逆袭的成功学代言人。

    屌丝逆袭的多寡，实际上能够反映一个社会的自由度。

    当他们当初赌上全部身家创办行商时，必然是如履薄冰的。

    祁同伟在《人民的名义》说，“人生一定要赌，一定要拼。如果你不赌的话，可能你就没有丝毫赢的机会。”

    对于立志想做人上人的十三行老板，所幸在时代的东风下，他们赌赢了。当然，也有赌输的，下场凄凉。

    因此，当伍国萤这些老板们知道马嘎尔尼访华时，自然是心惊胆战的，马嘎尔尼的使命是废除“一口通商”和行商制度，这简直是要了十三行的亲命。

    所幸，马嘎尔尼失败了，怒气冲冲地称中国是“停滞的帝国”。

    “一口通商”固然限制了中国的贸易发展，但为十三行提供了发迹和暴富的空前机遇。

    当下，中外之间的商流、物流和资金流，绝大多数都是通过广州这一个城市完成的，历史书中的清朝每年一两千万两的贸易顺差，也是广州这一个城市创造的。

    可以说如今的广州是华夏对外开放的唯一一个窗口，这便是黎汉明不得不放下战事亲自来此的原因。

    十九世纪之前中国一直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当十三行垄断帝国贸易时，他们的行为就会产生巨大的国际影响。

    而黎汉明来到同文行，除了有潘有度这个总商的原因外，再有便是如今的同文行还是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大股东和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债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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