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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元4494年，既嘉庆二年，七月十五日，惠州府。

    自从惠州天地会发动起义攻占惠州后，原本的知府衙门也被天地会义军改成了议事堂。

    早在嘉庆元年四月，随着白莲教、讨虏军声势愈来愈大，惠东稔山人陈亚本纠结蔡步原、陈天生、罗亚五、陈应和等十六人结拜天地会，买备得烛、色布，于四月十五日在陈亚本家正式结拜，写五色布旗，上书“顺天行道”等字样。

    而后，博罗陈烂屐四、永安官粤龙等紧随其后先后在各地结拜天地会暗中发展势力。

    年初，在得到讨虏军的支持后，陈烂屐四与五月中旬在博罗羊屎坑罗溪营率领天地会树旗起义，有众万余人，皆用红布包头，号红巾军。

    除了从讨虏军除购得火器外，他们还潜买硝磺，配制火药，打造军器，制有大小布旗数十面。众人跪拜，称其父陈士庄为老大王，陈烂屐四为大王，陈烂屐四封张锦秀等二十五人为元帅、先锋等职。

    到六月初，短短不到一月间，红巾军便攻占博罗县全境，拥兵五万余。

    惠州知府伊秉绶见报，力请驻惠州的广东提督查松青发大军急讨。

    提督查松青闻讯不以为意，大言不惭的说仅以五百人前往便能平定。

    伊秉绶见状连忙劝道：“侦虚实，则三四人足矣。如用兵，以寡敌众，徒偾事耳。”

    查松青不听，结果清军大败被歼，仅领兵游击郑文照逃回。

    消息传到广州，两广总督吉庆震惊不已，而后迅速调集惠州周边清军前往协剿，并亲率广东驻防满兵部分官兵前来督军，严斥地方官员。

    各地清军奉调抵达博罗，分路向羊屎山罗溪营进兵，清军左翼镇总兵黄标由东路进攻，副将李汉升从西路进攻，总督吉庆自率一军，居中调度。

    陈烂屐四收到消息后，命人于山顶、山坡设木栅，安枪炮，严阵以待。

    黄标率兵由山下仰攻，时大兵云集，清军四面夹击，起义军不敌，伤亡甚大，清军抢上山梁，砍开木栅，放火焚烧，陈烂屐四率军三万余人被迫后撤。

    六月中，清军大举进攻羊屎山罗溪营，不久，总兵黄标攻破羊屎坑，俘虏张锦秀等三千余人。

    十六日，又将陈士庄等五百余人擒获，再擒陈烂屐四家属及渠魁党羽千余人。

    陈烂屐四率余残兵万余人奔赴罗浮山，继续抗击清军。

    与博罗天地会起义同时，永安也爆发天地会起义，嘉庆二年五月底，永安官粤陇、赖东保于宽清溪起事，官粤陇为天地会首领，其众以红布裹头为号；赖东保为白莲教首领，其众以白布裹头为号。

    两军号众六万余，不到半月便先后攻占了永安、河源两县。

    两广总督吉庆得到消息后，连忙下令广东布政使莊肇奎督师河源，按察使陈用敷、惠潮嘉道胡克家悉随戎幕，参将唐光茂、都司许廷桂等分路夹击。

    与此同时，稔山天地会在首领陈亚本的率领下也趁机发动起义，趁清军主力都被博罗、永安等地的义军吸引住之时，陈亚本率众万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攻占了惠州府城与归善县。

    两广总督得到消息后顿时惊怒不已，顾不上围剿陈烂屐四残部与永安、何源两地的叛军，当即便下令各路大军会攻府城。

    陈烂屐四与官粤陇、赖东保等人见状，果断率军追击。

    就在讨虏军大军包围了广州城时，天地会义军也把惠州的清军大军包围在了惠州城外，并且先一步内外夹击的全歼了惠州清军。

    除了两广总督吉庆率领三千人马回师广州得以逃脱外，其余清军将领官员以及旗兵几乎全部被杀，无一幸免。

    但陈烂屐四与官粤陇、赖东保、陈亚本等人还没高兴多久，广州被讨虏军攻破的消息就传来了，紧随而来的还有讨虏军两万大军陈兵罗浮山下，并且另有三万人马已经进入惠州，在河源以北攻城略地的消息。

    再然后，便是郑二虎代表讨虏前来游说商谈了。

    议事堂中，陈烂屐四对着同坐在圆桌周边的官粤陇、陈亚本等几个天地会首领和白莲教赖东宝等人说道：“各位，明日便是讨虏军给我们的十日之期了，是战是和，今日必须得拿出一个章程了。”

    除赖东宝外，其他人几人虽然同属天地会，但同样也各自拥有各自的势力，而他们中又没有人有能力能让其他人都信服。

    所以起事至今，他们依旧分属各自的独立势力，遇大事需要商议时，他们才坐在一起讨论。

    为了以示平等，陈烂屐四等人参照洋人的习惯，以圆桌来代替原本的座席。

    现如今每年的年夜饭，不管是在家里吃还是去饭店，通常都是围着圆桌落座，大量出现的圆桌可能会让许多人认为，或许在古代社会就已经出现了圆桌，并一直沿用至今。

    但真实情况却并不是这样，就是在家具十分完备的明代，圆桌都未曾出现。

    尽管高足桌椅已经大量出现并逐渐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但大型的圆形桌椅却始终未曾出现。究其原因，这与中国古人一以贯之的“天圆地方”理念有关。

    古人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圆与方的搭配是固定的，是不可逾越的礼仪，而大圆桌是与“天圆地方”理念相背离的，因此很少被人使用。

    中国人向来十分重视祭祀文化，对天抱有崇高的敬仰之情。以天坛为例，尽管最为核心的部分是圆形建筑，但作为地基的整个天坛广场四周却是方的，完全符合“天圆地方”理念。

    这种观点导致中国的家具无论怎样发展，一直到明代，都始终未曾出现大型圆桌圆椅，大多依旧是长方形的桌子板凳。

    即使是皇帝使用的桌椅板凳也依然是长方形的，大型圆桌椅始终没能成为家具家族的成员。

    直至清代雍正年间，大型圆桌椅才算正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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