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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为理之本，理乃气之载

    这是王廷相提出的一种本体论命题。在《王氏家藏集太极辩》中，他明确指出：“气为理之本，理乃气之载。”在他看来，气是唯一的普遍的物质性的实体，是宇宙万物的本原以及理的根本依据或本体。理作为气本身所具有的运动变化的规律，是依赖于气存在于气中的，既不能产生气，也不能脱离于气，而是“载于气”，即在气中，为气所具有。“气为理之本，理乃气之载”这一命题唯物主义地表述了物质及其运动发展的规律的关系，击中了宋代朱熹等人的理学唯心主义的要害。王廷相认为，程朱学派的观点和佛教把形相和本性绝对对立起来，现实世界为虚妄，以所谓“真性”为真实，以及老子的道生天地说，是同样错误的。

    只有“气质之性”的人性论

    王廷相的人性论也是以“气为本”为主，提出气与性“相资而不得离”的命题。他反对把人性分为“气质之性”和“本然之性”（“天地之性”）。他认为，儒者所谓的性仁义礼智这些道德，都是“人之知觉运动为之而后成也”。他批评朱熹所说的“性者，理也”，把性建立在一个抽象虚空的“理”上。他指出，要讲性，其前提是人，有了人才有心，有了心才有性（仁义礼智），而“人之生”是“气”形成，性是“生之理”，有生才有性，故而论性决不能离气，论气也决不能丢了性。他又认为，“气”的“清浊粹驳”决定了人性的善与恶，而人性的形成又决定于后天的“习”。他强调后天的“习”，反对孟子的性善论和宋儒的所谓“本然之性”，否定王学的“先天人性”至善之说。

    “知行兼举”重在“笃行”的知行观

    王廷相的认识论重视感性认识，认为这是理性认识的基础。同时他也认识到感性认识的局限性，对于感性认识要善于运用，克服其片面性，要使之上升为理性认识。他认为，只有将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相结合，才能产生正确的认识。事物的存在是以亲眼所见来证实的，只相信道听途说就会受蒙蔽。认识事物精微的内在联系要靠用心思考，只凭记忆问答就很粗略。要掌握事物诀窍的奥秘，就要亲自实行，只是空口说说所得就很肤浅。这里包含了认识的“见”“思”“行”三个环节，前两个环节是“知”，三个环节是密切联系的，它反映了王廷相对知行关系的认识。他明确提出了“知行兼举”重在“笃行”的主张，认为只有做到“知行兼举”，才有最完美的认识。这是对朱熹的“知先行后”和王守仁的“知行合一”的批评，对王夫之的知行观有直接的影响。

    明代中期以后，中国哲学思想史上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学术流派，这个学派的创始人就是王艮，并且以其家乡泰州命名为泰州学派。王艮长期在小生产者阶层中讲学，从者云集。泰州学派的信徒有上层官僚地主知识分子还有下层劳动人者。他们大都致力于封建道德的普及和宣传工作，规劝人们安分守已，息事宁人，因此泰州学派一度受到朝廷的青睐，成为晚明的显学。

    王艮（80），初名银，王守仁替他改名为艮，字汝止，号心斋，江苏泰州人。明代思想家，泰州学派创始人。

    王艮的一生对泰州学派作出很大贡献。王艮的著作，后人辑为《王心斋先生全集》。

    百姓日用即道

    这是王艮提出的哲学命题。王守仁本有“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的思想。王艮进一步提出“百姓日用即道”，认为圣人之道，就在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王艮所谓的道，指儒家的道德原则。他认为，圣人之道，不过要人人能知能行，不是故为高深玄妙，将一般的百姓排斥在外。如果将一般的百姓排斥在外，就不是圣人之学，而是异端。王守仁曾说过：“与愚夫愚妇同的，是谓同德，与愚夫愚妇异的，是谓异端。”王艮进一步发挥了这个观点，并将他的学说普及到陶匠樵夫田夫以及下层社会的任侠之士。他认为，即使像僮仆的视听言动，不假安排，不用勉强，也体现有至道。饥食渴饮，夏单冬棉，孝顺父母，友爱兄弟，都是至道。

    “修身立本”的“格物致知”

    朱熹以“穷理”为格物旨归，王守仁以“正心”为格物旨归，王艮则以“修身立本”为格物旨归。何为“格物”，王艮解释说：“格，为格式之格，即。矩之谓。吾身是个矩，天下国家是个方，絜矩，则知方之不正由矩之不正也。”又说：“格物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格。度也。度于本末之间而知本乱而未治者否矣。此格物也，物格知本也。知本，知之至也。故曰：自天子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也。”“行有不得皆反求诸己，反己是格物的工夫。其身正天下归之，正己而物正也。”这就是王艮“格物致知”的内涵。通俗地讲，一个人要有所作为，必须从修养自身开始。抓住了修身也就是抓住了根本。由于泰州地属淮南，王艮的“格物”思想又有其自身特定的内涵，故被黄宗羲称之为“淮南格物”。

    明哲保身论

    王艮说：“明哲者，良知也；明哲保身者，良知良能也。”他还说：“吾身保才能保家保国保天下，知保身就能爱身如宝，能爱身就能爱人不能恶人。”明哲保身是讲爱人爱己的道理，爱人爱己就是人们恻隐之心的发源，也是人人都是有天理天生的良知良德的意思。王艮认为这种知觉本能，圣人是与“我“相同的，因此人人不要依赖等待，要发挥自己本身的自觉性或主动性，积极创造实现自身价值的条件。

    何心隐（77），明代泰州学派重要思想家。原名梁汝元，字柱乾，号夫山，江西吉安府永丰县人。其著作只留下《爨桐集》卷。

    何心隐0岁时，在江西省考试中获第一名，因为跟随王艮的弟子颜钧学习，竟然放弃了科举，认为大学之道必先齐家，便在家乡办起“聚和堂”，进行社会改革的实验，“身理一族之政，冠婚丧祭赋役一切通其有无，行之有成”。他在族中开办学校，本姓和外姓子弟都可入学。他由于反对官吏征收杂税，被捕入狱，充军贵州，经友人帮助才出狱。后北上京师，他与张居正意见不合。因参与弹劾严嵩的政治活动，不得不改换姓名，逃到南方，自此“踪迹不常，所游半天下”。后来又到湖北孝感讲学，因反对张居正毁书院禁讲学，又遭到通缉。万历七年（7）被捕，被巡抚王之垣杖死于狱中，终年岁。关于何心隐之死，到底是被张居正授意所杀，还是王之垣诸人为向张氏献媚而杀之，是一场争了很久的笔墨官司。

    “泛亲论”的平等思想

    何心隐从王艮的“天地万物一体”出发，认为天下人“凡有血气之莫不亲莫不尊”，认为人不仅仅表现为君臣之尊，而是尊一切可尊，人应该是相互尊重的平等关系。同样，士农工商也无贵贱等级之分，亦皆可以成为圣贤。而且他还指出，农工商士要成为社会主人，“不凭人之议论，不凭人之求”，“必实超之而实为之”，要自己去争取。这一思想，反映了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工商要求得到发展和提高社会地位保护其权益的愿望，闪烁着早期启蒙思想的曙光。

    “寡欲”和“育欲”

    何心隐由“安身立本”“人之自然本性”出发，针对理学家的“存天理，去人欲”，提出“寡欲”，并创造了“育欲”这一新命题。他指出，声色臭味安逸之欲，是人性之自然，应该“尽天之性”而“有所发”，但亦应适中有所节制，这就是“寡欲”。他强调，无论君主圣贤也都应“寡欲”，要“与百姓同欲”，由此形成“老安少怀”的和谐局面，就是“育欲”的结果。他认为，孔子提倡的明明德修齐治平等，均是“育欲”，即“与百姓同欲”。

    “交之尽”，“道之至”

    何心隐认为朋友是社会关系里最重要的一环，所谓“交尽于友”。其他各种社会关系，如昆弟夫妇父子君臣，都只是“八口之天地”“百姓之天地”，没有能跳出一般的狭小的樊篱。只有朋友之交，才是交之尽，才是社会关系的极致。跟朋友关系联系着的是师弟关系。何心隐说：“师非道也，道非师不转。师非学也，学非师不约。不转不约则不交。不交亦天地也，不往不来之天地也，革也。师也，至善也。非道而尽道，道之至也；非学而尽学，学之至也。可以相交而友，不落于友也；可以相友而师，不落于师也！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惟大为泰也。师其至乎！”认为朋友是交之尽，又认为师是“道之至”“学之至”。从社会关系的横的联系看，交尽于友；从社会关系的纵的统摄看，师是“道之至”，“学之至”。朋友的关系与师弟的关系是超越在一切之上的关系。

    李贽（70），明代思想家文学家。原姓林，名载贽。三世祖因反对封建礼教，得罪林姓御史，被扣上“谋反”罪名，为避祸改姓李。后为避穆宗讳，易名贽。号卓吾笃吾，又号宏甫，别号温陵居士。福建泉州晋江人。著有《焚书》《续焚书》《李氏文集》等。

    李贽自幼熟读诗书，但不受传统封建思想的束缚，养成了“倔强难化，不信学不信道不信仙释”的性格。李贽在岁就写出《老农老圃论》，把孔子视种田人为“小人”的言论大大挖苦了一番，一时轰动乡里。青年时期，他考中举人，但因他性格傲慢，耻于官场暗流，所以官职一直很小，生活清贫。岁时，才得到一个正四品实职云南姚安知府。姚安是少数民族聚居区，他到任后迅速摸清民情，采用无为而治的方式，对民族人士以礼待之，竭以至诚。三年任期中，当地被治理得很好，这令云南巡按御史刘维刮目相看，准备向朝廷举荐他。李贽听后反而躲进滇西鸡足山里，并且要刘维替他交了辞职信，才肯从山里出来。

    辞了官的李贽携妻从云南直奔湖北黄安的天台书院，白天讲学论道，夜宿好友耿定理家中，开学授馆，而且他还招收女弟子，这与耿定理的哥哥刑部左侍郎耿定向的正统观点激烈冲突，双方水火不容，导致耿家人也分成两派。耿定理去世后，李贽就从耿家搬出来。他把妻女送回原籍，迁往麻城，投靠另一位知己周思敬。后来在麻城龙湖芝佛院落发，同友人周友山等知己在青灯古佛下讲学论道。

    李贽7岁时回到龙湖，打算终老在此。但耿定向开始向他发难，以一个李贽做梦都想不到的罪名“僧尼宣淫”命人搜捕他，他只好四处躲藏。这时正值好友马经伦被贬后来访，李贽便寄寓在马家，继续从事《续藏书》的著述。但是锦衣卫还是找到了他，他从房中出来对锦衣卫大声道：“是来逮捕我的吧，快给我抬来门板，让我躺上去。”锦衣卫目瞪口呆，只好按吩咐把他抬进监狱。在监狱里，他夺过狱卒为他理发的剃头刀，直刺自己的咽喉。狱卒问他：“痛否？”他以指蘸血写道：“不痛。”狱卒又问：“你为什么自杀呢？”他又写道：“七十老翁何所求！”一位智者就这样离开了。

    在思想方面，李贽继承和发展了王艮何心隐的思想学说。主要著作有《李氏藏书》六十八卷，《李氏焚书》六卷，《初潭集》三十卷，《易因》二卷，《王龙溪先生文录钞》九卷等。

    童心说

    李贽的“童心说”是王守仁“良知”说的发展，王守仁说：“知善知恶是良知。”他所说的良知只限关于善恶的判断，李贽的“童心”不受这个限制，认为凡人生来就有的能动性，都在“童心”的范围之内。照他所说，人只有根据“童心”说话，所说的话才是真话；根据他的“童心”办事，所办的事才是真事；根据“童心”而生活的人，这个人才是真人。

    有关认识论的“生知”说

    李贽的认识论是建立在主观唯心主义之上的先验论，主张渊源于佛性的“生知”说。《焚书答周西岩》一文指出：“天下无一人不生知，无一物不生知，亦无一刻不生知。”认为人人有生知，人人有佛性。“人皆可以为圣”。李贽以“生知”说反对神化孔子，从认识能力认识来源的角度来否定认识正确与否要以孔子为标准的传统思想，具有解放思想的进步作用，但以“人人生知”反对“圣人生知”说，其认识论方面的局限和缺陷是不可忽视的。

    一些“异端”思想

    李贽公开以“异端”自居，反对礼教，抨击道学，认为儒学经典六经《论语》《孟子》不过是史官臣子对当时政事的赞美之语，并非“万世之至论”。他反对“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提出天理人欲没有区别的见解，主张“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不掩饰道德的功利实质。李贽也反对轻视妇女的封建传统。他批判了“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的说法等。

    东林学派，亦称“东林党人”，是明代末年思想学术领域出现的一个以讲学与议政相结合的著名学术流派。因该学派的创始人顾宪成高攀龙等学者在地处江苏无锡城东隅弓河畔的东林书院聚众讲学和读书，故得名。

    东林学派形成背景

    明代末年，在阉党把持下的朝政日益腐败，从上层官吏到下层百姓都表示了严重的不满。于是，一部分在朝官吏和在野的知识分子挺身而出，他们指责朝政腐败，要求改革。万历二十二年，敢于直谏的吏部郎中顾宪成因抨击朝政而与明神宗朱翊钧的意见相忤，被革职，回到家乡江苏无锡。但他并没有消极隐居归逸山林，而是与弟弟顾允成重修东林书院，聚众讲学，把读书讲学与关心国事紧密相联，以“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为学术宗旨。他们的讲学读书活动，得到一些对现实不满的地主官僚知识分子和商人的拥护，也得到一些正直官员如赵南星等人的支持，许多不同学派的人士也“闻风响附”，东林书院随即成为当时社会舆论的中心。作为一个学术团体的东林学派，于是逐渐扩大成为一个政治派别，被当权者斥之为“东林党”。

    东林学派的思想特征

    东林学派提倡“治国平天下”的“有用之学”，以能否治世“有用”作为评价和衡量一切思想学说的标准和尺度，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脱离实际言而无物的传统经院的不良学风。

    在知行观上，他们倡导经过“学”和“虑”而达到“良知良能”，并针对当时王学末流的“空言之弊”，竭力反对空谈心性，倡导“贵实行”。

    东林学派反对封建独裁专制，极力抨击和反对大宦官大官僚的专权乱政，提出了具有民主思想色彩的口号。

    东林学派的学风

    东林学派十分重视学术研究的方法，提倡讲习结合，常常是志同道合的朋友聚在一起探讨学习心得，“或细绎往古，或参酌来今，或研究典故，或询访人物”，将学术交流与社会现实政治结合在一起。他们的联欢会还伴有一定的仪式，据《东林书院志》所载，会约仪式共有十一条之多。这种讲习结合和相互印证的学术研究方式，一时相传，学者云集，成为吴中地区自古以来从未出现过的一大盛事，也为后来的顾炎武黄宗羲方以智等清初学者所仿效，并发展成为言必证实言必切理重实践重实证的一代学术新风。

    蕺山学派，是指明代末年由著名儒家学者刘宗周创立的一个学派，因刘宗周长期讲学于家乡浙江山阴（今绍兴）城北蕺山，学者习称其为蕺山先生，故得名。蕺山学派的影响很大。清初大儒黄宗羲陈确张履祥等都是这一学派的传人。

    刘宗周（78），明代哲学家。初名宪章，字起东，号念台。绍兴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后人称其为蕺山先生，“蕺山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其著作以古奥难解著称。

    刘宗周师从湖州德清学者许孚远，万历二十九年（0）中进士，万历三十二年（0年）封行人。刘宗周任官不到一年，就以侍亲为由，告辞还乡。不久，外祖父祖父相继去世，他承重守制，于居丧之暇，在大善寺僧舍开讲学维持生计。他闲居七年，贫病交加，敝衾破缶，衣食不继，往往靠借贷度日。但他从不去公庭，即使官吏慕名造访，他也拒而不见。后来虽又步入仕途，但依旧是刚正不阿，步履维艰。

    顺治二年（年），多铎率清军攻陷杭州，刘宗周正在进餐，闻讯推食恸哭，决定绝食殉国。其门人王毓蓍投水自尽，他说：“吾讲学十五年，仅得此人。”门生劝他：“死而有益于天下，死之可也；死而无益于天下，奈何以有用之身轻弃之？”他回答道：“吾固知图事贤于捐生，顾余老矣，力不能胜。”遂绝食二十日而卒，享年8。

    刘宗周一生致力于讲学和著述，创建证人书院。他一生著述宏富，收为《刘子全书》四十卷《刘子全书遗编》二十四卷。

    理气论和道器论

    在学术思想方面，刘宗周继承和发展了张载的“太虚无形，气之本体”的朴素唯物主义的元气论，形成了独有的“离气无理”的理气论和“道不离器”的道器论。他以“气”为构成天地万物的本原，提出“盈天地间一气而已矣”，“天得之以为天，地得之以为地，人物得之以为人物”。他认为“气”又是产生精神“理”的根据，并进而指出，尽管理一经形成就具有相对独立的精神作用，但也不能误解为“理能生气”。这就是“离气无理”。

    从“离气无理”的观点出发，他认为“离器而道不可见，故道器可以上下言，不可以先后言。有物先天地，异端千差万错从此句来”。他明确地认识到，作为具体事物的“器”是一般原理“道”的根本，与程朱理学“道本器末”“理在事先”的观点截然相反。

    “慎独”与“敬诚”

    “慎独”一词原出于《中庸》，历来被儒家作为内心省察的道德修养而尊奉。刘宗周认为，“君子之学，慎独而已矣”，“学问吃紧工夫，全在慎独。人能慎独，便为天地间完人”。在他看来，“独”是人的主观意识的“心”，“慎独”能使人的道德修养达到“中和”的境界，是实践“中庸之道”的必要途径。“慎独”包括了上至对宇宙本体的认识，下至个人的道德修养等一切重要学问和做人的道理。这样，“慎独”就变成了融合一切的理学思想。

    刘宗周认为“慎独”要与“敬诚”联结，故又提倡“敬诚”之说。他认为，子思所说的主观精神“诚”，不但体现天道，而且与“独”一样，具有宇宙万物本体的作用，是人们道德认识的基础。

    黄宗羲（0），明末清初史学家思想家。字太冲，号南雷，学者尊为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

    黄宗羲一生坎坷，父亲黄尊素是“东林”名士，被宦官魏忠贤陷害致死。崇祯帝即位，阉党失势，岁的黄宗羲入京为父诉冤，并在公堂之上锥杀阉党许显纯，因此声名大振。

    黄尊素被逮，路过山阴，名儒刘宗周为他饯行，黄尊素就命黄宗羲拜入刘氏门下。崇祯二年，黄宗羲遵从父亲遗命，从学于刘氏。刘宗周是晚明“王学”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为纠正“王学”末流“狂禅”习气，提出慎独之说。崇祯十七年，明朝灭亡，黄宗羲在家乡组织“世忠营”抗清，十余年间，备尝艰辛，内外交困，“濒于十死”。直到眼看复明之势无望之后，他才于顺治十八年回到故乡居住，从此开始了晚年的著述和讲学生涯。

    黄宗羲对天文算学地理等均有研究，尤长于史学，创浙东史学派，开清代史学研究新风。他身历明清更迭之际，认为“国可灭，史不可灭”。他论史注重史法，强调真实可信。所著《明儒学案》，搜罗极广，用力极勤，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学术思想史专著。

    理气心性统一论

    黄宗羲多次论述理气心性之间的复杂关系，建立了理气心性统一论。他认为，“天地之间只有一气充周，生人生物。人禀是气以生，心即气之灵处……心体流行，其流行而有条理者即性也……流行而不失其序，是即理也。理不可见，见之于气；性不可见，见之于心，心即气也”。所谓“气”，是客观物质之气，即自然界之气；所谓“理”，即物质运动变化的客观规律，理与气是“一物而两名，非两物而一体”；“在天为气者在人为心，在天为理者在人为性，理气如是，则心性亦如是，决无异也”，理气心性是统一的。所以，不能“离气以求心性”，也不能心外求性。

    民本思想

    黄宗羲和顾炎武王夫之等人是明代中国民本与民主思想萌芽的代表人物，《明夷待访录》是这方面的重要著作。黄宗羲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官员应当“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等观点。有学者认为黄宗羲的思想仍属治权在君，并没有到达近代民主思想的标准，也有学者认为黄宗羲的思想是近代民主思想，在民权理论上还超越了欧洲的卢梭。

    民主思想在经济上的表现

    黄宗羲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工商皆本”的主张。他说：“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反映了市民阶层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为使农民获得一定的土地以发展小农经济，他主张平均授田。

    方以智（7），明末清初思想家政治家。字密之，号曼公，又号龙眠愚者泽园主人浮山愚者宓山子鹿起山人。桐城（在今安徽）人。

    方以智年轻时跟随在四川嘉州（今乐山）湖北等地做官的父亲船载书籍游学，并与陈贞慧冒辟疆等结成复社，时称“明末四公子”。方以智十分重视学习西学，他与明末传教士利玛窦南怀仁等都有着深厚交往，并著有一部《物理小识》，被现代史学界称为最早系统掌握和学习过近代自然科学知识的人。

    方以智在科学研究方面，是中国第一个用独特的科学哲学观和方法论，廓清了中西文化冲突中许多纠缠不清的问题。他的《物理小识》成书时间，和伽利略的科学巨著出版时间差不多同时；他的光学实验比牛顿的分光实验要早0余年；他的《文章薪火》为后来桐城文派理论奠定了基石；他早于鲁迅等人00多年提出过一个汉语拉丁化（拼音化）的主张。在哲学研究方面，方以智的思想呈现一种多层次开放性哲学体系。他著述甚丰，主要有《东西均》《博依集》《浮山文集》《通雅》《四韵定本》《物理小识》《方子流寓草》等。

    方以智哲学的基本思想

    在自然观上，方以智主张“盈天地间皆物也”，“一切物皆气所为也”，认为气是有形物体的本原；指出“凡运动皆火之为也”，认为火是一切运动的根源。他又在《物理小识》中提出“天恒动，人生恒互动，皆火之为也”，表明其宇宙观的基本观点是火的一元论。

    在认识论上，他主张“学天地”“辨物则”“即物求理”的唯物主义反映论，提出“以实事征实理”“古今以智相积”和“考古所以决今，然不可泥古”的方法论。

    他还用“一而二，二而一”的命题概括事物的矛盾和矛盾运动，既指出“尽天地古今皆二”“相因者皆极相反”，又强调“两间无不交，则无不二而一”，认为事物都是“相掾相胜而相成”，体现出了一些朴素辩证法的思想。

    二而而二，分合合分，可交可轮

    这是方以智在《东西均张弛》中提出的有关事物对立统一的思想。方以智认为一切事物都有对立矛盾，如阴阳动静善恶等。这就是所谓的“一而二”。同时，矛盾的两端又是统一的，也就是说，矛盾双方是互相渗透互相转化的，这就是所谓的“二而一”，方以智认为这种对立统一是“天地之间的至理”。所谓“分合”，就是指对立双方合成统一体，所谓“合分”，就是指统一体包含对立双方。方以智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交”“轮”“几”三个范畴。“交”即对立两方而的相互作用相互渗透，“轮”即对立两方面的相互转化相互推移，“几”则是事物运动交化的内在源泉。方以智认为“凡有动静往来，无不交轮，则真常贯合，于几可征矣”，揭示了对立统一规律的一般内容。方以智的矛盾转化说具有比较丰富而深刻的思想，推动了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发展。

    熊伯龙（7），清初哲学家。字次侯，号塞斋。晚年取号“钟陵”，以示对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即钟陵）祖籍的眷念。汉阳人。

    熊伯龙的父亲熊鸣盛，是明熹宗天启元年（年）举人，但他的个性似乎很强，不大适应京城官场的应酬，因与人政见不合，遂返回汉阳。

    青年时代的熊伯龙生活坎坷，家中频遭变故。岁时父亲去世，岁时祖父去世。家中生活拮据，由母亲任氏艰难支撑。7岁时，正值张献忠起义军攻陷武昌，任氏在小女儿家避难，一日兵至，母女二人同死于乱军之中。尽管如此，熊伯龙也没有荒废学业。作为官宦世家子弟，他深知读书进仕的重要意义。

    据说少年时的熊伯龙刻苦攻读，常至鸡鸣。他的母亲心疼儿子，一天晚上给他送去一盘包子，一碟糖，并嘱咐他趁热吃下，说完就走出书房。过了一会母亲又走进书房，一看包子吃完了，糖却仍放在书桌上，而儿子满嘴黑糊糊的，不禁哑然失笑。原来熊伯龙只顾看书，在吃包子的时候，不知不觉竟把砚池里的墨汁当作糖蘸着吃了。

    青年时期，熊伯龙游学江汉，结集江汉地区诗文爱好者人，组织“寻社”，朝夕磨砺，讲求经世致用之学，一时名噪江汉。顺治六年（年），他以《廷试策》一文中进士榜眼。这除了他自身能力超群之外，还于社会背景家庭背景相关。他参加的是清朝统一后的第一次科举考试，当时民族矛盾还很尖锐，一批有气节的汉族知识分子隐遁起来，这就减少了竞争的压力。熊伯龙没有“隐遁”，可能是因为他生逢明末乱世，父亲也是明朝“弃人”，对故明并无多少感情；母亲死于“义军”之手，他对“义军”也没好感。

    熊伯龙的仕途基本是一帆风顺的。他历授国史院编修国子监祭酒侍读学士，最后于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任上去世。他还是康熙的老师，对康熙的成长，对康熙盛世之治都有一定影响。

    熊伯龙的代表作为《无何集》。《无何集》，原名《论衡精选》。“无何”语出《荀子天论》：“云而雨，何也？无何也，犹不云而雨也。”《无何集》一书初步写成于顺治十七年初夏（0年）。这部书在熊伯龙生前一直没有刊行，只有朋友何省斋刘子壮等人读过手抄本。熊伯龙编著《无何集》的宗旨在于劝世人不要受惑于神怪祸福。《无何集》可谓是自《论衡》后，中国古代无神论思想集大成之作。

    宇宙是物质的，鬼神是不存在的

    熊伯龙继承东汉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的元气自然论唯物主义形神论以及批判神学迷信的观点，认为人和万物都是由气构成的；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之间互相产生及互相克制的关系，是其自然属性。否定鬼神的存在，指出：“精神升天，犹火随风而散；骸骨归土，犹薪火之灰在地”，“人生天地间，如电光石火，随生随灭，灭后毫无知觉。”他还否认佛教的轮回说。

    揭示鬼神观念的来源

    熊伯龙揭示了有神论的认识根源，指出鬼神观念是“思念存想所致”或“疑心所生”。他依据天神天帝的图像状如古代帝王的事实，说明人们根据自己的形像塑造鬼神。他还概括了一条与有神论斗争的经验:“凡言神言鬼，姑勿辨其妄；就其说而诘之，其理必穷。”同时，他还努力从神学产生的根源上揭露神学，说：“凡托鬼神敛民钱者，皆奸人射利也。”

    顾炎武（8），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江苏昆山人。原名绛，字忠清。明亡后改名炎武，字宁人，亦自署蒋山佣。尊称为亭林先生。著有《顾亭林诗文集》，以及《日知录》《肇域志》《天下郡国利病书》等三大奇书，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清初三大儒”。

    顾炎武出身于江东望族，明朝末年家道中落。他岁取得诸生资格后，便与挚友归庄一起加入复社。明亡后，与归庄等人一起为匡复明朝奔忙，他们在南明政权下两次参加武装抗清斗争。

    后见复明大势已去，才决心“笃志经史”，把自己的后半生贡献给学术事业。

    当顾炎武以精湛的学术造诣名著朝野后，清政府屡次征聘，他都坚决拒绝。78年，清廷特开博学鸿词科，征举海内鸿儒，许多江南名士都屈膝应征，顾炎武也被同乡叶方霭等人联合举荐，但他严辞拒绝。第二年叶方霭又以《明史》馆总裁的身份向他发出修书聘请，他誓死不从，并在回信中郑重声明：“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

    8年，70岁的顾炎武病逝于远离故乡的山西高原上。

    《日知录》是顾炎武花了0多年心血才完成的读书笔记，书名取之于《论语。子张篇》。《日知录》内容大体分为三类：经术治道博闻，而核心则是“治道”。

    有唯物倾向的宇宙观

    顾炎武认为宇宙是由气构成的。他在解释《易传》中的“游魂为变”时，引用了张载和邵宝的话，并提出“盈天地之间者气也，气之盛者为神，神者天地之气而人之心也”这样的观点。他反对形而上学，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非器则道无所寓。”

    经世致用的治学方向

    顾炎武一生治学的方向可以用“经世致用”来概括，基于这种思想，他对宋明理学“空谈心性”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他说：“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余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谈，王介甫之新说。其在今日，则王伯安之‘良知’是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拨乱世，反诸正，岂不在后贤乎！”他把明朝灭亡的原因归咎于宋明理学特别是王阳明心学的流祸。他以“拨乱世，反诸正”为己任，提倡穷六经之旨急当世之务的实学，这在当时起到了转变一代学风的作用。他还曾说：“愚独以为理学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顾炎武用“古之所谓理学”即经学同宋明理学相对立，并且提出读经应从考文知音开始。这一观点被清代许多学者所接受。

    顾炎武针对宋明理学的空疏学风和假道学先生们的寡廉鲜耻，明确地提出了“博学于文”和“行己有耻”两大宗旨。一方面是对宋明理学的针砭，另一方面寓有通过严格读书人的操守而振奋国民精神的深意。

    王夫之，明末清初思想家哲学家。字而农，号涢斋，湖南衡阳人。晚年隐居于石船山（今衡阳县曲兰乡湘西村），故人尊称船山先生。

    明代崇祯年间，王夫之到岳麓书院求学，拜吴道行为师。吴道行较早地影响了王夫之的思想，形成了王夫之思想中的济世救民的基本脉络。明亡后，清顺治五年（8），王夫之在衡阳举兵抗清，阻击清军南下，战败后退到肇庆，任南明桂王政府行人司行人。后来回到家乡衡阳潜心治学，在石船山下筑草堂而居，人称“湘西草堂”。王夫之在此刻苦研究，勤恳著述，撰写了许多重要的学术著作。将近四十年的时间，王夫之始终没有按照清制剃发，得“完发以终”。王夫之是一个孤高耿介的人，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稀有的人物。

    王夫之学识极其渊博，主要著作有《张子正蒙注》《读四书大全说》《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读通鉴论》等。

    “太虚一实”唯物论思想

    在本体论方面，王夫之发展了张载“知太虚即气则无‘无’”的思想，对“气”的范畴给以新的哲学规定，对理气关系道器关系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理论探讨，作了明确的唯物主义解释。他认为，整个宇宙除了“气”，没有他物。他按当时科学发展水平，举例论证“气”的永恒不灭性，认为这种永恒无限的“气”乃是一种实体，并提出“太虚，一实者也”，“充满两间，皆一实之府”等命题，力图对物质世界最根本的属性进行更高的哲学抽象。

    在理气关系问题上，王夫之坚持“理依于气”的气本论，他强调“气”是阴阳变化的实体，“理”乃是变化过程所呈现出的规律性。理是气之理，理外没有虚托孤立的理。从而批判了从周敦颐到朱熹所坚持的气外求理的唯心主义理论。

    唯物主义的道器观

    王夫之坚持“无其器则无其道”“尽器则道在其中”的唯物主义道器观，系统地驳斥了割裂颠倒道器关系的唯心主义思想。他给传统道与器范畴以新的解释，认为“形而上”的“道”与“形而下”的“器”所标志的一般（共同本质普遍规律）和个别（具体事物及其特殊规律），两者是“统此一物”的两个方面，是不能分离的。他提出“天下惟器而已矣”的命题，肯定宇宙间一切事物都是具体的存在，任何具体事物都具有特殊本质，又具有同类事物的共同本质。

    坚持主动论的自然史观

    王夫之提出“物动而已”，“动以入动，不息不滞”，“天地之气，恒生于动而不生于静”，把自然界看作永恒运动化生着的物质过程。他指出：“动而生阳，动之动也，静而生阴，动之静也，废然无动而静，阴恶从生哉。”说明运动是物质世界所固有的，否定从气以外寻找事物运动原因的外因论。但他并不否认静止的意义和作用，以为相对的静止是万物得以形成的必要条件，更深一层地阐述了动静两者的辩证联系。把事物运动变化的原因，明确地归结为事物内部的矛盾性。

    “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的知行观

    在知行关系问题上，他得出了“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的重要结论。他以“知源于行力行而后有真知”为根据，论证行是知的基础和动力，行包括知，统率知。同时，他仍强调“知行相资以为用”。王夫之进一步提出“知之尽，则实践之”的命题，认为人可以在改造自然社会和自我的实践中，发挥重大作用。这种富于进取精神的朴素实践观，是王夫之认识论的精华。

    颜李学派，是清代初期思想领域颇具影响的一个学术流派，因该派的创始人为清初北方著名学者颜元与李塨而得名。颜李学派标帜“实学”，主张“实文实行实体实用”，与清初官方提倡的宋明理学相对立，在社会上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被称为：“颜李之学数十年，海内之士靡然成风。”

    颜元（70），字易直浑然，号习斋。直隶（今河北）博野人。清初哲学家。著有《四存编》等。

    颜元出身农民家庭，8岁外出求学，跟从吴持明学骑射剑戟医术术数等。岁，又师从贾珍。贾主张以“实”为生活的准则，提倡“讲实话，行实事”，这对颜元以后的思想不无影响。同年中秀才，但不久颜元认识到，“八股”不是真学问，遂放弃举业。岁学医，岁开始为人治病。

    颜元看病的同时潜心王学，仰慕古圣贤，名其斋曰“思古斋”。岁转信程朱理学，立“道统龛”。岁认识到程朱陆王之学，实非正务，改其斋名为“习斋”，力主实行之学，思想发生根本改变。晚年主持漳州学院。

    颜元是一位被历史和实践推荐出来的思想家。他在思想理论领域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最突出的是在哲学思想方面。

    反程朱的唯物主义

    颜元坚决反对程朱的唯心主义，他认为，世界是客观的物质存在，而且是“有物有则”。天下没有“无理之气”，也没有“无气之理”，不能把理气看成两种并存的东西。颜元说：“迨见理于事，则已彻上彻下矣。”即通过具体事物去认识它的“理”，那才是彻底的认识。颜元明确肯定物质性的气是根本的，第一性的，而理是气的理，理存在于气中，是依附于气的。这就坚持了唯物主义的理气一元论。

    反程朱的人性论

    在人性问题上，颜元坚决反对程朱把“义理之性”和“气质之性”对立起来。他认为，人的五官四肢筋骨内脏等形体是“质”，通过呼吸周遍全身的是“气”。义理善恶等道德是从属于气质的。性就是气质之性，根本没有一个什么“至上”的义理之性。因此，不能说“理”是纯善的，而“气质”性恶。颜元这种观点把人简单地还原为自然的人，并不能揭示人的社会本质。

    重习行践履的唯物主义认识论

    颜元说：“朱子（朱熹）则必欲人读天下许多书，是将道（理）全看在书上，将学全看在读上。”颜元认为，仅从书本上去认识客观事物的道理，必然会离客观实际越来越远。颜元还批评了死读书的弊端：“天下无不弱的书生，无不病的书生，生民之祸，未有甚于此者。”这种对于死读书危害性的批判是前无古人的。对于如何纠正死读书的弊端，颜元提出“务期实用”，强调认识不能离开它的实际应用。

    义利相统一

    颜元还反对宋明理学重“义”轻“利”。他认为，义与利不应对立，而应统一，而且符合义的利是“君子所贵也”。

    戴震（7777），清代思想家，考据学家。字东原，安徽休宁隆阜（今属黄山市）人。

    戴震8岁开始跟随父亲贩布，养成了观察社会自由思考的习惯。在商人的运筹计算中，他又锻炼了逻辑思维。当然，如果不遇到后来的几个对他影响至深的重要人物，戴震也难以成为一代学宗。

    第一个重要人物是皖派开山人江永。戴震跟随他学治经学算学音韵学，后青出于蓝。一天，江永举了几个历算问题，说困扰自己十多年了。戴震看过，立即“剖析比较，言其所以然”。江永欢喜地叹息：“累岁之疑，一日而释。”认为戴震为“敏不可及”的天才。

    第二个重要人物是史学名家钱大昕。30来岁时，戴震因祖坟问题与族豪打官司，结果县令是个贪官，拿了族豪的钱，要治罪于他。戴震只好逃到北京，随身只带了几本书，连换洗衣服都没有几件。这时候钱大昕与其相见，长谈终日，认为他是“天下奇才”，并在京城学术界内广为推荐。戴震很快名声大震。

    第三个重要人物是四库提要总纂官纪晓岚。戴震晚年时，纪晓岚邀其入四库馆，撰写部分四库提要。

    戴震在学术上涉猎极广。在天文算学历史地理机械学方志方经学训诂文学等方面都有相关的著作。戴震的哲学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孟子字义疏证》中。整个乾嘉时代以至清末，戴震的哲学思想都没受到重视。

    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谓之道

    在宇宙观上，戴震认为万物是由“气化”形成的；万物在成形之前称为“道”，成形之后则称为“器”。他把“道”看作“气化”即物质生成与发展之运动的过程，这就使“道”具有了客观物质性的哲学性格。同时，他提出“古人言道，恒该理气”这一非常精辟的名言，指出作为宇宙本体的“道”，既包括物质性的“气”，也包括气的运动规律“理”。他认为气是“道之实体”，理是气在运动发展变化中的“不易之则”。这就确切完满地解决了中国哲学史上道理气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堵塞了把道和理混同而给唯心主义以可乘之机的漏洞。

    仁智理论

    戴震的仁智学说主要内容是：以《易经》中的易简为理论依据，假借孟子“仁义礼智”的名词而赋予自己的思想，建立了完整的理论体系。仁，是道德规范，求仁的方法是去私，去私就能使天下人满足其生存的愿望。这一思想从哲学史的角度批判了程朱的理欲对立说，捍卫了人们正当的欲望。智，是认识能力。有了智就可以认清事物的条理，防止主观主义。这一思想批驳了以阶级偏见作为天理的封建统治思想。仁智理论是戴震哲学思想的精华所在。

    龚自珍（78），晚清思想家史学家诗人。一名巩祚，字璱人，号定庵，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他生平诗文丰富，后人辑为《龚自珍全集》。

    龚自珍出身于一个官僚家庭。他的外祖父是著名的文字训诂学家段玉裁。龚自珍幼年曾跟随外祖父学习文字训诂学。但是，在封建社会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龚自珍并没有沿着汉学那套考据训诂的路子走下去，而是关心现实的社会政治，大力提倡“经世致用”之学，主张改革弊政，提拔人材，以安定社会。外祖父段玉裁看到他岁时写的四篇《明良论》后，曾十分赞赏。然而，龚自珍的科举仕途并不顺利。直至8岁才勉强中了个进士出身。

    龚自珍一生始终任一些闲散的小官职，还不断受到当权保守派的排斥。但是，他始终关心政事。88年冬，林则徐前往广州查禁鸦片。龚自珍曾写信给他送行，表达支持之意，并提出许多建议。8年他被迫辞官，但仍十分关心时局。两年之后，龚自珍在江苏云阳书院猝然去世。

    批判天人感应，却过分夸大“自我”

    在《周易系辞》中有这样一句话：“天垂象，见吉凶，圣人则之。”这是方士们用以鼓吹天人感应说的重要经典理论根据。龚自珍对这句话作了全新的解释。他认为，这句话中的“吉凶”是指天象本身的各种变化，而不是指社会或人事吉凶之事。龚自珍批判天人感应说，否定天象变化对社会治乱人事吉凶的作用，这和他强调人材的作用人为的努力等思想是一致的。然而，龚自珍又过分夸大了人的主观作用，他说：“众人之宰，非道非极，自名曰我。我光造日月，我力造山川，我变造毛羽肖翘，我理造文字言语，我气造天地，我天地又造人。”这就把个人的自我力量夸大到创造天地万物的地步了。此外，他还说：“心无力者，谓之庸人。报大仇，医大病，解大难，谋大事，学大道，皆以心之力。”认为“心力”能创造一切改变一切，这是龚自珍受佛教夸大“自我”“心力”的作用的思想的影响。

    “宥情”“尊情”

    龚自珍从性“无善无不善”的观点出发，坚决反对宋明理学家把“情”看作“人欲”的说法。他认为，“情”是属于人的“自然”本性中的东西，是一种自然真实的感情，因而也是“无善无不善”的。在他看来，对于这样一种感情，应当宽容尊崇。龚自珍这种“宥情”“尊情”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包含有尊重个性解放个性的意义。

    事物是相倚相成的

    龚自珍的思想中还有一些“事物相倚相成”的朴素辩证法因素。他说：“万事不自立，相倚而已矣。相倚也，故有势。万理不自立，相譬而已矣。相譬也，故有辨。”可是，他对这些思想并没有加以发挥，因为他对于运动变化的看法，认为只有渐变，没有突变，甚至认为事物的发展变化虽然可分为初中终三个阶段，但其实“终不异初”，“三而如初”。意思是说，事物经过三个阶段变化，最后还是回到出发点，这样就陷入了循环论的泥坑。

    魏源（787），晚清思想家。原名远达，字默深，一字墨生，又字汉士。湖南邵阳隆回人。

    魏源7岁进入书塾学习，他对书爱不释手，常常熬夜苦读，母亲有时不得不吹灭灯逼他去睡。但母亲睡后，他又悄悄起来，点上灯用被子遮住光继续读。岁那年他就参加县里的童子试。老师见他年纪尚小，就先用对子试他，上联：闲看门中月。魏源抬头正好看见墙上挂着一幅“春耕图”，当即对出下联：思耕心上田。老师大赞。考试那天，县令面前放一只茶杯，茶杯上画着太极图，就说了句：杯中含太极。魏源临行之前，母亲给他烙了两张大饼揣在怀中，此时，他刚好摸着了，于是就说：腹内孕乾坤。大家一致称赞他有奇才。从此，魏源就扬名乡里了。

    岁时，魏源考中县学生员，开始潜心研习王阳明的心学。岁时随父亲魏邦鲁入京。在北京，他被邀请至侍郎李宗瀚家设馆讲学，结识了京师当时各种学术流派的名士，先随胡承珙学习汉学，又师事姚敬塘学习宋儒之学，同时学公羊学于刘逢禄，并与龚自珍等切磨古文辞。在京3年，他的学问大有长进，这也使魏源很快名满京师。

    魏源有经学史学文学佛学著作多种存世，《海国图志》率先介绍了西方各国历史地理状况，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是中国近代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先行者之一。《古微堂集》中的《默觚》则是他的哲学代表作。

    《默觚》分《学篇》和《治篇》两大部分，其哲学思想的基本观点是唯心主义的。它夸大心的作用，认为人之心即天地之心，包容和支配宇宙万物，万物皆备于我。

    注重习行的认识论

    《默觚》反对“生而知之”说，也反对脱离实际的“心性迂谈”和“玄虚之理”，认为人的知识是通过习行取得的。其中说，“披五岳之图，以为知山，不如樵夫之一足；谈沧溟之广，以为知海，不如估客之一瞥；疏八珍之谱，以为知味，不如庖丁之一啜”。这是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思想，但魏源未能正确解决感性经验和理性认识的关系问题。

    丰富的辩证法思想

    《默觚》突出地讲到事物矛盾的普遍性和变易进化的观点。它说天下物无独必有对，有对之中必一主一辅，则对而不失为独。它认为，矛盾相克，互相转化，引起事物的运动变化发展，气化无一息不变者；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今日之物。据此，作者得出结论说：“变古愈尽，便民愈甚。”这是他主张改革的主要理论依据。但是，他又认为，封建社会的“道”是永远不变的。

    矛盾的鬼神论思想

    魏源主张鬼神之说，并明确反对无鬼论。但他是一位改革派，注重人为，强调“造化自我”，说：“人定胜天，既可转贵富寿为贫贱天，则贫贱天亦可转为贵富寿。”这一思想又违反有神论。魏源哲学的矛盾性，反映了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思想矛盾。

    曾国藩（887），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谥文正，湖南省长沙府湘乡县人。晚清重臣，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者。清朝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书法家文学家，晚清散文“湘乡派”创立人。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

    曾国藩自幼勤奋好学。岁时入塾读书，8岁能读八股文诵五经，岁时能读周礼史记文选，并参加长沙的童子试，成绩俱佳列为优等。8岁时，考中了同进士，从此踏上仕途之路，并步步升迁到二品官位。十年七迁，连跃十级。

    8年，曾国藩在湖南一带，依靠师徒亲戚好友等复杂的人际关系，建立了一支地方团练，称为湘军。8年月，湘军倾巢出动，残酷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由于和太平军作战的大获全胜，曾国藩被封为一等勇毅侯。

    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曾国藩倡导洋务运动，建立安庆内军械所，任用中国工匠，仿制西式枪炮。87年，曾国藩在南京逝世。

    曾国藩一生著述颇丰，但以《曾国藩家书》最为出名。关于哲学思想，他并没有专门的著作，哲学观点散见于信函批札日记笔记之中。曾国藩推崇程朱理学。他不重视自然观和认识论，将注意力放在人心风俗问题上。

    论诚

    曾国藩继承了思孟学派和周敦颐程颢关于“诚”的思想，称“窃以为天地之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贤人之德业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之也”。把属于道德范畴的“诚”，说成是神秘的存在，视为世界的主宰，完全颠倒了物质和精神的关系。

    承袭朱熹的“即物穷理”

    在认识论上，曾国藩承袭朱熹唯心主义的“即物穷理”说。他说：“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也就是说，并不是感觉和实践能产生所谓的理，而只是通过“即物”唤起和触发心中原有的理。

    论仁

    曾国藩对“仁”的意项有三个方面的发挥，一是“仁即恕”，“恕则凡事留余地以处人。功不独居，过不推诿。”二是“仁者，即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也。”三是对“流转迁徒”“栖止靡定”的“绅民”，要“周其急”。他的“仁术”，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之前，还偶有同情民生疾苦的成分，但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展开之后，仁术就完全用于调整地主阶级内部关系了，认为对于人民群众，尤其是对于革命者，丝毫不能心慈手软，因为“小仁者大仁之贼，多赦不可以治民”。

    论礼

    曾国藩重视“礼”，宣扬以“学礼”为“经世之术”。他论礼的内容有两点：其一是用“礼”呼吁地主阶级及其武装力量“谨守准绳，互相规劝”，要求大家“克己求仁”。其二是用“礼”来“辟异端”，以使“人人纳于轨范之中”，维护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的封建等级秩序。所以曾国藩的“以礼自治，以礼治人”实是其政治哲学的核心，亦是镇压农民革命的纲领。

    ◆山东曲阜孔庙“生民未有”匾额

    ◆武夷书院

    延伸阅读

    宋明理学为什么又被称为“新儒学”

    西方学者一般将宋明理学称为“新儒学”。新儒学的“新”，是指宋明理学在外来佛教文化与本土道教文化的不断冲击下，建构在具有理性的形而上学本体论思维之上，通过诠释心性与本体伦理与天道的联系及人与世界的关系，使儒家道德学说获得了形上性和整体性的论述，传统儒学内部的逻辑结构价值转向道德结构都获得了新的认识。

    “盱江先生”的哲学思想

    李觏是我国北宋中期一位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倾向的哲学家和具有进步倾向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在当时和对以后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李觏雕像

    ◆《直讲李先生文集》（又称《盱江全集》《李泰伯先生全集》《盱江集》《盱江先生全集》）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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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觏门下有高徒

    庆历年间，李觏常在江西南城十贤堂讲课，听讲者有唐宋八大家之一号称“南丰先生”的曾巩。有一次，李觏应邀赴豫章春游，随行学生十余人。时值暮春三月，逆风顺水，船家扯下帆篷，装上浆橹，摇橹前进。舱内李觏居中而坐，对众学生说：“此去豫章尚远，我们不妨以行船为题，对一对联，用来消遣。”诸生说：“请先生拟上联。”李觏手指船橹说道：“两橹并摇，好似双刀分绿水。”诸生依次对来。李觏或抚髯静听，或评论修改一番，似乎都不满意。最后，只见曾巩说：“孤桅独立，犹如一笔扫青天！”李觏听罢，不禁连声叫好：“此联气魄雄伟，思路开阔，对仗准确，实为难得之妙联。”正在摇橹的船家，也说：“真是名师门下有高徒啊！”

    邵氏易学

    邵氏易学的价值不在于对传统象数易学的继承，而在于继承传统象易学基础上对易学所进行的精心的改造和创新。恰恰是这些不符合《易》之本文或与传统易学相违背的观点和思想表现出勃勃的生命力，推动易学不断地发展和臻于完善。

    ◆《皇极经世易知》书影

    ◆邵雍墓牌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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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雍《先天图》与二进制

    近年来学术界讨论的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就是：德国大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发明二进制与邵雍《先天图》的关系。讨论的焦点大致有两个：一是邵雍的《先天图》卦序是否一种二进制的记数方法？或是一种“无意识的巧合”而符合二进制的记数方法？二是莱布尼茨发明二进制是否受了邵雍《先天图》的启发？主流的学术观点认为，邵雍的《先天图》不是二进制的记数方法，或至少不是一种自觉运用的二进制的记数方法；莱布尼茨在其发明二进制之前并未看到邵雍的《先天图》。有些学者则认为邵雍的“加一倍法”就是二进制的记数方法，这是中国先哲的智慧和光荣。

    ◆《河洛理数》书影

    理学开山之作：《太极图说》

    《太极图说》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部系统完整地论述宇宙发生发展的著作，它建立了一个与儒家的文化价值理想相符合的宇宙论的理论框架，比以前的儒家演说更加精细和富于理性色彩，更富于时代特点，而这些对后来理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周敦颐铜像

    ◆周敦颐的“太极图”

    延伸阅读

    周敦颐与“廉泉”

    周敦颐任广东路提刑期间，曾多次去连州巡视。一次，他来到巾峰山麓，见泉美水清，掬而饮之，清流于胸，暑气尽消。他立于山麓，遥看连州，想起连州的历代名宦刘瞻黄损孟宾于，想起被贬至连州的唐代文学家韩愈诗人刘禹锡……他们都才华横溢，为官清廉，刚正不阿。正是这巾峰山的泉水滋养了一方清廉正直的人民，想到此，他激动不已，思如泉涌，于是命人侍侯笔墨，在泉水之下的石崖上奋笔写下了“廉泉之源”四个大字，并命工匠将字凿入岩石中。

    孔颜乐处

    “孔颜乐处”是宋明理学中一个重要命题，很多理学家都对此问题作过解释。对此命题的阐释涉及对理学“成圣”之目标的理解，并凸现出不同理学家各异的思想倾向。

    ◆颜回像

    延伸阅读

    “孔颜乐处”的现实价值

    “孔颜乐处”的哲学思考在今天仍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精神世界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首先，给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们实现身心和谐提供了借鉴。个体身心和谐无疑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没有个体的身心和谐，要构建和谐社会是不可想象的。那么，个体要实现身心和谐，就必须像孔子颜回那样时刻注意处理好社会关系，规范好自身的言行。其次，为新时期重视人的精神信仰和精神追求提供了范式。随着物质财富的不断增长，人们对物质财富的追逐也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一些人丧失了精神信仰和精神追求，这是十分危险的。“孔颜乐处”告诉人们，一个人的一生除了财富权力之外，还有一些更值得追求的东西，诸如品性正直人格高尚心地善良精神愉悦等，也就是说，一个人对崇高的人生理想和精神境界的追求是相当重要的，在很大程度上这种追求才是人生快乐的真正源泉。

    “关学”的创始

    张载独创的“关学”流派，促进了理学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对程朱的思想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其思辨性哲理为理学的哲学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陕西眉县张载祠

    ◆张载塑像

    专家点评

    十九世纪中期，美国来华的传教士丁韪良在其《翰林集》中推测，十七世纪法国“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尔的“以太和”说“旋涡”说很可能曾经受到张载关于气的学说的影响。

    当代著名的科学技术史学者，英国的李约瑟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高度评价了张载的“宇宙论学说”，并在一篇论文中引用了张载的《西铭》中的一段话：“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以肯定新儒家“任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世界观的合理性。

    政治改革家的哲学思想基础

    王安石的哲学思想表现出鲜明的经世致用性质，它对结束汉儒的“章句传注”之学，起了重要的作用。王安石的变法思想成为宋代对现实政治经济生活影响最大的思想体系之一。

    ◆王安石像

    ◆江西抚州王安石纪念馆

    延伸阅读

    王安石宰相肚里行舟船

    王安石在新法改革中，遇到很多与自己政见不同者，但他都只是与他们辩论治国之策，从无人身攻击的党同伐异。他早年曾受到欧阳修举荐，但欧阳修反对王安石的新法。即便如此，1072年欧阳修去世，王安石还作了《祭欧阳文忠公文》，表示沉痛的哀悼和深切的怀念。

    苏轼较王安石小16岁，王安石推行新法时，他表示激烈反对。1079年“乌台诗案”发生后，苏轼面临灭顶之灾。王安石以退位宰相的身份加急上书劝告神宗：“岂有圣世杀才子者？”由于王安石王安礼兄弟等人的请求，苏轼终于大难不死。

    洛学与二程

    程颢程颐所创建的“天理”学说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我国古代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并受到了后世历代封建王朝的尊崇。以致逐步演变成为我国古代封建社会后期近千年的占有统治地位的思想。

    ◆程颢像

    ◆程颐像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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