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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二十一世纪，一个普通人一天接收的信息，就相当于这个时代老百姓一年接收的信息还要多。

    应天府，宁波这样的窗口城市还好一点，在许多乡村，老百姓们日出而劳，日落而休的生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他们的活动范围就局限在一个县里面，没有官府的文书，想要出门都出不去。

    这还是男人，如果是女人们，她们从出生到死亡，很少会出方圆五十里。

    正是这种落后的生态环境，养育了一代又一代普通的老百姓，组成了华夏这个古老的国家。

    他们单纯，他们勤劳，他们朴实，甚至卑微到怯懦。

    即便是这个时代的统治阶层，生活也丰富不到哪里去，接收到的信息，也都是在整个单纯的生态环境中。

    所以这个时代，一篇好的文章就能让人名垂千古，一首好诗就能源远流长。

    朱瞻基的这一篇《少年中国说》在随后的几天，以一种超越这个时代的速度流传了出去。

    朝廷的邸报一字不改地在头版头条刊登了这篇文章，迅速地一级一级传下去。

    与此同时，邸报上面也刊登了朱瞻基的其他讲话。

    除了朱瞻基的讲话，从吏部尚书蹇义，户部尚书夏元吉，礼部尚书吕震等人都针对朱瞻基的演讲进行了点评。

    这种点评当然不是批判性的，任何时候，统治者的讲话，只会被推崇。

    但是，他们的点评，也就代表了他们的态度。

    蹇义的点评还比较保守，他只是高度评价了朱瞻基《少年中国说》的立意，认为太孙殿下将年轻人的教育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是大明之幸。

    但是，对朱瞻基想要进行的教育改革，官员选拔改革，持保守态度。

    这不是他想反对朱瞻基的改革，只是身为百官之首，身为国家选拔官员最重要的吏部，他不能激进。

    如果连他这个吏部尚书都激进了起来，官员选拔这件影响到大明稳定的政策，就容易失控。

    步子太大，容易扯到蛋啊！

    所以他身为吏部尚书，只能稳住局面，牢牢把控住上到皇上，下到百官的衔接平衡。

    而户部尚书夏元吉就激进的多了，除了将《少年中国说》大大地夸奖了一番，更认真分析了朱瞻基教育改革和官员选拔改革的积极意义。

    他认为官员的专业化，将会是推动大明发展的重要一步，让那些尸禄素飡的无能官员再无立足之地。

    他是户部尚书，也是朝廷里面最忙碌的堂官，而且户部是务实的部门，遇到那些只会务虚的官员经常误事，他是最反感的。

    相反，礼部尚书吕震这个人虽然是个心胸狭窄的能干之辈，但是他坐的位置就不允许他随意开口。

    他个人赞同改革，但是他却不能直接支持朱瞻基，反而要给改革泼冷水。

    他在点评中表示了对改革的期盼，但是同时希望不要操之过急。

    因为大明的教育系统，官员选拔机制，都事关重大，不能贸然改革，只能循序渐进，看一步走一步。

    如今兵部是黄福在主持，他是铁杆的太孙党，当然是积极回应了朱瞻基的讲话。

    他认为用文臣主持兵部不能变，但是所有的文臣，都应该下放到军队去锻炼几年，了解了下层的运作，然后再到兵部任职才合理。

    而且，他立刻做出决定，将兵部五品以下的官员，轮流分派全国各地的军队去锻炼三年。

    刑部的顾佐将更多的笔墨放在了赞扬朱瞻基的《少年中国说》上面来，他不遗余力地鼓吹朱瞻基的这篇文章写的大气磅礴，立意深刻，将会成为指导大明发展的明灯。

    对于官员改革，他只是寥寥几句，认为官员专业化的培训和选拔，能极大的加快官员的工作效率，刑部将会全力支持殿下的改革之想。

    还有工部，他们一直是朱瞻基最亲信的部门，因为朱瞻基的扶持，他们的名分虽然依旧在六部之末，但是他们的规模已经是六部之首。

    如今的朝廷，除了军队和內监，工部已经是第三大部门。

    他们对官员专业化是最支持的，因为一个不懂技术的官员如果到了工部，恐怕没有一点贡献，只会拖累本职工作。

    大理寺，都察院，通政司等部门的主官，也都在邸报上面进行了发言，虽然对教育改革有些疑虑，但是他们都是大力支持官员专业化的。

    像吴中这个建筑专家被任命为刑部尚书，十个月的时间，连一个死刑都没有判。说好听点是心善，说难听点是糊涂。

    把一个外行人放在一个不合适的位置，对朝廷的影响，比一个贪官还要严重。

    任何人都能看出官员专业化的好处，但是以前为什么没有人做？一个是成本问题，还有一个就是百官学的都只有儒学。

    学的都是一样的知识，然后当官就是根据以前的经验来照章办事，所以根本不在乎这个官员懂不懂。

    因为真正的事情都不是官员在做，而是小吏在做。

    大明的官员没有专业化，但是小吏都是父子相传，专业的不能再专业了。

    朱瞻基想要官员专业化，就必须进行教育改革。而教育是百年大计，即便从现在开始，二十年内能普及，推广开这项政策，难度也很大。

    所以这一批官员都看的很清楚，这件事对他们的影响不会很大，因为到了那个时候，他们恐怕都已经告老还乡了。

    这也是没有官员直接反对的主要原因，要是直接触及他们的权益和利益，哪怕朱瞻基是监国太孙，也会又无数的官员来反对这项政策。

    就在朱瞻基的《少年中国说》在大明掀起一阵沸腾的时候，全国数十万学子都被这篇文章激发的豪情百丈。

    然后，整个大明很快就被各地的揭榜给吸引了注意力。

    从洪武年间到永乐年间，因为国泰民安，学子的数量增加了十倍有余。

    洪武元年，全国参加会试的学子只有两千人，这些人几乎每个人都被授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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