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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阿德曼托斯插入了一个提问。）

    阿德曼托斯：苏格拉底，要是有人对你的看法提出以下谴责，你会做出何种回应？你这样做，会让我们的保卫者丧失一切快乐，让其因为自身而处境悲惨，让他们无法从属于自己的城邦中得到半点儿获利。普通人能得到土地，修建华美的房子，买来种种奢华的家具，为迎合神明与人，用自己的财物祭神、待客。而你刚刚谈及的金子和银子，还有所有想得到幸福的人通常拥有的所有东西，他们都无法拥有。我们的保卫者唯一能做的就是站岗巡逻，贫穷至此，跟驻扎在城市的雇佣兵没什么区别。

    苏格拉底：哦，除此之外，我还有以下补充：我们的保卫者唯一的酬劳是食物，无法获取其余人能得到的其余酬劳，所以他们无法去自己想去的地方，无法买礼物送给自己的恋人，也无法像那些幸福之人一样在其余事情上随便花销。我还能为这种谴责，做出很多补充。

    阿德曼托斯：要是谴责中包含了你刚刚说的这些内容，结果如何？

    苏格拉底：你的意思是，我们要如何做出回答吗？

    阿德曼托斯：没错。

    苏格拉底：我认为，遵循这条路线，继续原先的论述，便可以做出回答。回答便是，用不着吃惊，我们的保卫者过着我们刚刚描绘的这种生活，却是所谓最幸福的人。因为我们建立这座城邦，是为实现所有公民的最高幸福，不是单为了让某个阶层的幸福超越其余阶层。也因为我们觉得，这是最可能出现正义的城邦，至于最恶劣的城邦，却最可能出现不正义。我们找到正义与不正义这两种国家后，或许就能判定哪种国家更幸福了。在我看来，眼下我们的第一要务是为幸福的国家打造模型，这个国家的人总体而言都是幸福的，而不只有零零散散少部分人幸福——与之相反的国家，我们稍后也要研究。这就好比有人看到我们在给一座雕像上色，便走过来问：“为什么你要把全身最美丽的部位眼睛涂成黑色的，而不选择最美丽的紫色？”不妨这样回应他：“你不了解，要让眼睛看起来像眼睛，就不应对其做出这样的美化。这也适用于脸上的其余器官，要让五官总体看来是美丽的，就要让其保持原有的模样。”所以我要说，要让保卫者继续成为保卫者，就不能迫使我们将那样的幸福赐予他们。我们也能让我们的农夫把长袍、金冠穿戴在身上，让其根据自己的心意决定要不要去耕作。我们还能让我们的陶器工人斜躺在椅子上，围着火炉大吃大喝，让其根据自己的心意决定要不要去做陶器。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能让其余所有人获得幸福，让全国上下都成为幸福的人。不过，我们的看法并非如此。因为相信你的说法，我们的农夫就不再是农夫，陶器工人就不再是陶器工人，其余各种各样的人也不再是其所属的那种人，不再作为国家的组成部分。若是其余人出现这种问题，并不算严重。比如某个皮匠不想再做自己的工作，自甘堕落，不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可法律和国家的保卫者若不再是保卫者，或者只是看起来像保卫者，就会彻底毁掉整个国家。与之相反的状况却能让国家秩序井然，获得幸福。我们希望我们的保卫者不要毁灭国家，而要保卫国家。持相反观点的人不会想到正在对国家履行责任的公民，只会想到正在酒宴中大吃大喝的农夫。这两种观点说的不是一回事，谈到的并非同一个国家。所以我们在保卫者的任命方面，务必要思考是不是应将他们的最高幸福独立出来，加以留意，或是能不能不将这种幸福的原则放在国家中，作为整体进行思考。务必要劝说保卫者和他们的助手在工作中竭尽所能，并劝说其余人效仿他们。国家上下的发展会因此变得异常和谐，各阶层都能获得属于自己的幸福，那是他们从自然中应得的。

    阿德曼托斯：你的说法非常正确。

    苏格拉底：不知道你会不会认同我的另外一种观点？

    阿德曼托斯：是什么？

    苏格拉底：技术好像会因两种原因退步。

    阿德曼托斯：这两种原因是什么？

    苏格拉底：贫穷与富有。

    阿德曼托斯：技术为什么会因这二者退步？

    苏格拉底：你想象一下，陶器工人要是变成了有钱人，那在制作陶器这件事上，他还能跟以前一样辛勤吗？

    阿德曼托斯：肯定不能。

    苏格拉底：他是不是会越来越懒散，越来越粗心大意？

    阿德曼托斯：必然会。

    苏格拉底：他的技术会不会越来越差？

    阿德曼托斯：会，跟以前没法比。

    苏格拉底：可他要是很穷，同样无法做好自己的工作，教好自己的儿子或者学徒，因为他买不起要用的工具。

    阿德曼托斯：肯定是这样的。

    苏格拉底：所以贫穷和富有是不是会让工匠及其技术退步？

    阿德曼托斯：是的，这很明显。

    苏格拉底：所以在此处，我们又找到了第二种祸害。为了避免它偷偷进入城邦，保卫者一定要竭尽所能。

    阿德曼托斯：这种祸害是什么？

    苏格拉底：就是贫穷和富有啊，富有会导致奢侈和懒惰，贫穷会导致粗鲁和低俗，二者都要做出改变。

    阿德曼托斯：确实。不过，我还要请教你一个问题，苏格拉底。在缺乏金钱、物资的情况下，我们的城邦怎样跟其余城邦，尤其是被迫跟富有、强大的城邦交战？

    苏格拉底：跟这样的一个对手交战，显然会很艰难，可要换成这样的两个对手，就会变得很简单了。

    阿德曼托斯：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苏格拉底：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在被迫交战的情况下，我们是否会派出受训的军队，对方却会派出有钱人组建的军队？

    阿德曼托斯：没错。

    苏格拉底：一个很会打拳的人能打倒两个又高又胖，却对打拳毫无了解的有钱人，而不费吹灰之力。这点难道你不认同吗，阿德曼托斯？

    阿德曼托斯：我觉得，要是两个人一起攻击一个人，那后者要想击败前者，未必会很容易。

    苏格拉底：要是这个人能摆脱两个对手，跑在前边，之后转过身来，打倒先追上自己的那个对手，要是在炙热的大太阳底下，他能反复做到这一点，难道还无法成为获胜者吗？那样的对手就算出现更多，也会被这样的勇士打倒吧？

    阿德曼托斯：这样自然用不着吃惊他会取胜了。

    苏格拉底：你不觉得，有钱人关于打拳的知识与训练，比他们关于军事的知识与训练要多吗？

    阿德曼托斯：应该是的。

    苏格拉底：所以我们的勇士面对比自己多两三倍的敌人，应该能轻而易举地取胜。

    阿德曼托斯：你的说法有理有据，我很认同。

    苏格拉底：若我们向两个敌对国中的一个派出一名使臣，说明以下实情：他们应该跟我们合作，去另外那个敌对国抢掠，因为我们本国没有金子和银子，且不准许拥有金子和银子，他们却能拥有。什么人听到这里，会不想跟精瘦但强大的狗合作，进攻肥胖但孱弱的羊，而想去跟狗打架呢？

    阿德曼托斯：我认为任何人都不会这样。不过，对这个贫穷的国家来说，某个国家若汇聚了多国的钱财，也许就会带来威胁。

    苏格拉底：你若觉得有必要将其余任何有别于我们城邦的国家称为国家，未免也太幼稚了。

    阿德曼托斯：那应该称其为什么？

    苏格拉底：其余每个国家都像戏里谈到的一样，不是一个国家，而是多个国家，因此应用“国家”的复数称呼它们。任何国家都能分成穷人和有钱人这两个彼此对立的部分，每个部分再细分成多个彼此对立的小部分。你若把它们视为多个对象，承诺帮其中的部分对象获取另外部分对象的钱财、权力或民众，那你就将得到大批同盟，少数仇敌，无论何时都是如此。在将这种确定政策严格付诸实践期间，你们的国家将一直是最强大的国家。我所谓最强大是指真实情况，而非徒有虚名。就算国家军队只有一千人，也不妨碍其成为最强大的。在希腊及其余所有地区，很难发现跟我们想要建立的城邦规模相当，且“是一个”的国家。但你或许能找到“好像是一个”的国家，甚至能找到规模比我们的城邦大很多倍的国家。你可能会有不同的观点，是这样吗？

    阿德曼托斯：其实我没有。

    苏格拉底：所以在思考城邦规模或领土规模时，我们国家的执政者好像应确定一个最佳范围，不得超出该范围。

    阿德曼托斯：这个最佳范围是什么？

    苏格拉底：我觉得是国家的规模不至于影响统一，超越这个最佳范围是不被准许的。

    阿德曼托斯：这个范围非常好。

    苏格拉底：所以我们务必要将这作为另外一项任务，交由国家保卫者负责，让他们想方设法保卫我们的城邦，让其规模足够大，且要能保持统一，不能很小或只是看起来很大。

    阿德曼托斯：这项任务应该不算非常困难。

    苏格拉底：之前，我们还提到了一项更简单的任务，就是应将天分下降的保卫者子孙降至其余阶层，并应将天分出众的低阶层青年提拔为保卫者。以此揭露这样一个道理，应为所有公民安排适合其天分的工作。这样一来，所有人就能拥有各自的工作，一个人便不是多个人，而只是一个人，整座城邦不会分裂为多座城邦，而只会是统一的一座城邦。

    阿德曼托斯：这项任务确实比上面那项任务简单。

    苏格拉底：亲爱的阿德曼托斯，有些人可能觉得我们要求我们的执政者执行的这些任务数量多，难度大，但它们其实都很简单，但前提是执政者要留意人们经常挂在嘴边上的大事，而我更愿意称其为“能够解决问题的事”，对“大事”这个称谓并无好感。

    阿德曼托斯：这种大事是什么？

    苏格拉底：就是教育培养。因为接受过好的教育，人们就能做到通情达理，能轻而易举搞清楚那句“朋友不分你我”的俗语。在处理上述所有事，以及结婚生子等其余我尚未提及的某些事时，都应秉承这项原则。

    阿德曼托斯：可能再没有比这更好的法子了。

    苏格拉底：不仅如此，好的运作开始后，国家的运作速度就会不断加快，跟运转的轮子没什么两样。因为好的教育培养能造就好的身体，好的教育培养继续下去，能让好的身体变得更好。跟其余物种类似，人类也能在这一过程中进步，并能推动其余目的达成。

    阿德曼托斯：你说得有理有据。

    苏格拉底：所以简单说来，我们的执政者务必要小心避免国家在无意间走向衰败，且要一直如此。他们务必始终竭尽所能，保卫国家，避免体育、音乐违背原先的秩序，出现新花样。他们会在有人表示“歌者唱出最新的歌”最受大家欢迎时，感到担忧。也许大家会把诗人称颂的对象视为新式歌曲，而非单纯的新歌，因此执政者应点明诗人的目的并不在于此，并拒绝对此表示赞美。因为对全国上下而言，在音乐方面搞任何新花样都会造成很大的威胁，应事先对此做出预防。因为就像戴蒙所言，一个国家的音乐断然不会在本国基本法律不变的情况下出现变动，我很认同。

    阿德曼托斯：是这样的，我也很认同。

    苏格拉底：所以如此说来，我们的保卫者站岗巡逻的地点就只能是在音乐中。

    阿德曼托斯：相应的违法行为要悄悄进行，确实不是什么难事。

    苏格拉底：没错，因为其在大家看来，并不会带来半点儿害处，仅仅是游戏而已。

    阿德曼托斯：唯一的害处是，其会在不知不觉间慢慢渗入人的性格与习惯，然后凭借逐渐增强的力量，涌入人们彼此间的关系，进而涌入法律制度与政治制度，期间没有任何顾忌。最终，无论公务还是私事，都会被其毁坏，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啊，是这么回事吗？

    阿德曼托斯：我认为是的。

    苏格拉底：既然这样，我们的孩子一定要像一开始所言，参与合理且跟法律精神相符的游戏。因为孩子会因参与违背法律的游戏而违法，无法再成为正派、守法的公民。

    阿德曼托斯：必然是这样的。

    苏格拉底：所以若从最初做游戏时，孩子就能利用音乐培养守法精神，反过来，这种精神又能跟违法消遣对抗，那这种精神便能掌控孩子们方方面面的行为，促使其健康成长，在国家发生变故时站出来，使原有秩序得以重新建立起来。

    阿德曼托斯：的确如此。

    苏格拉底：在这种教育中长大后，孩子们便能借助自己的力量，将先人废除的所有看似不起眼的规定，再度挖掘出来。

    阿德曼托斯：什么规定？

    苏格拉底：比如见到长者，年轻人应保持安静，并要站起来为长者让座，以展现对长者的尊敬；比如要孝敬父母；再比如要对自己的发型、衣服、鞋子加以留意。简而言之，要留意自己的言行和其余类似方面。对此你可能会持有异议，是这样吗？

    阿德曼托斯：不，我赞同你的观点。

    苏格拉底：可我又觉得，用法律将这些规定确定下来很愚昧。因为只是落实到纸上的法律条文，并不会被遵循或长久维持。

    阿德曼托斯：那要让人们遵循这些法律，需要采取什么举措？

    苏格拉底：阿德曼托斯，某个人之后的前行方向，取决于他自幼接受的教育指引。往往是“志同道合者便会聚集在一起”，难道不是吗？

    阿德曼托斯：确实。

    苏格拉底：这样最终会得出某个或好或坏的重要结果。

    阿德曼托斯：这是自然的。

    苏格拉底：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愿意用法律将这些规定确定下来。

    阿德曼托斯：这个原因完全能站得住脚。

    苏格拉底：不过，天哪，商业方面的以下事务，是否都需要借助法律做出规定？包括大家在市场中的贸易往来，如果你愿意，还能加上手工业者的契约，与羞辱、伤害案件相关的起诉，民事起诉，选择陪审员，有人或许还会提到市场、港口中不得不征收的税。简而言之，就是市场、治安、港口的相关规范和类似事务。

    阿德曼托斯：不是的，强迫高水准的人接受这么多法律规定，并不合适。他们能轻而易举地发现自己所需的大部分规定。

    苏格拉底：没错，朋友，众神保佑，他们只需保留我们已为他们制定的法律。

    阿德曼托斯：如若不然，他们将始终致力于制定这种复杂的法律，并花费毕生时间修订，使其能达到完备。

    苏格拉底：你是想说，他们的生活类似于这样一种人，他们过分放纵自己的欲望，以至于身患难以治愈的疾病，却依旧坚持那种危害身体健康的生活方式，不想做出改变。

    阿德曼托斯：非常正确。

    苏格拉底：他们的生活确实享受至极。治疗和药物对他们没有任何作用，反而加重了他们的病情，使之变得更加复杂。即便是这样，由始至终，他们都在期待能从什么人口中打听到，有某种灵药能治愈他们。

    阿德曼托斯：大部分得这种病的人都是如此。

    苏格拉底：没错，另有一点很有意思，他们会把跟他们说出实情的任何人，当成自己最憎恶的仇敌。这种人会跟他们说，很明显，他们的疾病不管是用药物、烧灼疗法、外科手术，还是用咒语、符咒等所有治疗方法，都无法治愈，除非他们不再花天酒地，无所事事。

    阿德曼托斯：对实话实说的人发火可不是什么好事，所以你说的并不是什么有意思的事。

    苏格拉底：我认为，你好像并不喜欢这类人。

    阿德曼托斯：确实。

    苏格拉底：你应该也不会赞赏跟这种人有相同做事风格的国家。部分国家也在做相同的事，难道你没留意到吗？这些国家拥有恶劣的政治，却坚持处决所有尝试改变国家制度的公民。公民若想触及该领域，是不被允许的。与此同时，这些国家却会推崇这样一种人，将其视为智慧出众的人才：其能服务于这种恶劣政治秩序下的公民，且对此充满热情，其甚至会借助阿谀奉承的方式，迎合这些公民，并能了解其心愿，借助巧妙的方式，使其心愿获得满足。

    阿德曼托斯：没错，我断然不会赞赏这种国家，在我看来，这种国家和上述病人在做相同的事。

    苏格拉底：可你对甘愿热情地服务于这种国家的人，又持何种态度？他们勇敢、无私的精神，难道无法得到你的赞赏？

    阿德曼托斯：我会赞赏这些人，但妄自尊大的人不在此行列。因为这些人居然会以政治家自居，理由仅仅是他们得到了很多人的赞赏。

    苏格拉底：你在说什么？难道你不能对这些人有少许体谅吗？好比某个人和其余很多人都不会测量长度，可后者跟前者说，他的身高是四肘尺[　古代一种长度测量单位，相当于从中指指尖到肘部的长度（43~56厘米）。——译者注

    ]，对于这一观点，你觉得他会有异议吗？

    阿德曼托斯：他怎么可能有异议？

    苏格拉底：所以他们也很值得同情，不要对他们发火。跟我刚刚提到的一样，他们不断制定法律，不断对其做出修改，想方设法规避商业方面和我刚刚提及的其余方面的弊病，可此举说到底就跟砍掉九头蛇的头差不多[　九头蛇是古希腊神话中的怪兽，传说它有九颗头，砍掉一颗，会马上再长出两颗来。——译者注

    ]，他们却搞不清楚这一点。

    阿德曼托斯：他们确实在做这种事。

    苏格拉底：所以我的观点是，不管国家的政治秩序是好还是不好，真正的立法者都不应在法律、宪法的制定与修改上花费大量精力。因为法律、宪法在政治秩序不好的国家，不会发挥什么作用，而在政治秩序很好的国家，却能比较容易地制定出来，或以先人的法律为基础扩展出来，这是十分便捷的。

    阿德曼托斯：那我们在立法这件事上，还需要做些什么？

    苏格拉底：没有了。不过，特尔斐的阿波罗还需要制定最重要且高贵的法律。

    阿德曼托斯：包括什么？

    苏格拉底：包括向神明献祭的神庙与仪式，其余崇拜神明、半神、英雄的方式，以及埋葬死去的人，让其灵魂得以安息，不可缺少的仪式。身为城邦建立者，我们并不了解这些，但我们只要还有理智，就会委托这位我们世代崇拜的神明解释与此相关的法律，而不会选择其余人做这项工作。因为就是这位神明将这些属于人类先人的宗教法律，解释给了所有人听。这位神明在大地中心点的脐石上摆了一张座位，坐在上面向人类先人解释这些法律。

    阿德曼托斯：完全正确，我们一定要这么做。

    苏格拉底：所以阿利斯通的儿子，现在不妨说，你们的城邦已经建立。之后为了让你和你的兄弟、波勒马霍斯等朋友共同寻觅某种方法，能找出正义和不正义分别存在于城邦何处，二者有何差异，人们若想获得幸福，一定要具备二者中的哪一种，至于众神与人类知不知道答案，都对此没有影响，为了做到这点，就需要从某处得到足以照亮的灯火。

    格劳孔：都是废话，你要亲自出马，寻觅正义，这是你先前承诺过的。你说若自己没有为辅助正义，倾尽所有力量，便算不上虔诚。

    苏格拉底：我是说过这种话，说到就要做到，不过你要帮我，这也是你应该做的。

    格劳孔：我们很乐意帮你。

    苏格拉底：所以在寻觅正义时，我想采取以下方法。在我看来，只要我们的城邦建立过程是对的，其就应该是善的。

    格劳孔：这是必然的。

    苏格拉底：那该国必然兼具智慧、勇敢、克制与正义，这点可以想象。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所以在该国寻觅到其中一种性质后，其余几种性质是否就是我们尚未寻觅到的？

    格劳孔：没错。

    苏格拉底：这就好比我们要在一种事物中，寻觅四种东西中的一种，结果一下寻觅到了，我们便会非常满足。可我们寻觅到的若是其余三种，那第四种必然是剩余的那种东西，而不会是其余东西。如此一来，我们就有充足的证据认为，第四种东西便是我们寻觅的对象。

    格劳孔：一点儿没错。

    苏格拉底：眼下，我们同样要寻觅四种东西，寻觅期间，是不是能采用跟上述方法相同的方法？

    格劳孔：自然能。

    苏格拉底：另外，在我们的国家，我首先发现了智慧这种东西，它看起来有些奇怪。

    格劳孔：哪里奇怪？

    苏格拉底：我认为，我们描绘的这个国家拥有良好的规划，因此是不是可以认为其确实拥有智慧？

    格劳孔：是这样的。

    苏格拉底：很明显，良好的规划本身便是种知识。因为有了知识，才能做出良好的规划，没有知识则不能。

    格劳孔：是的，这很明显。

    苏格拉底：然而，一个国家中的知识有很多种。

    格劳孔：这是自然的。

    苏格拉底：国家是否是因为木工方面的知识，才在人们心目中拥有了智慧和良好的规划？

    格劳孔：肯定不是。根据这方面的知识，只可以得出该国木工行业发达的结论。

    苏格拉底：拥有木工方面的知识，可以规划生产最出色的木制品，并不能为国家带来智慧的名声。

    格劳孔：确实是这样的。

    苏格拉底：国家可以因为擅长制造铜器等类似器具，得到智慧的名声吗？

    格劳孔：不可以，这是毋庸置疑的。

    苏格拉底：我认为，借助农业知识，也只能使国家得到农业发达的名声，不能得到智慧的名声。

    格劳孔：我也这样认为。

    苏格拉底：在我们刚刚建立的国家，部分公民具备的某种知识，只会用于思考全国的重要事务，改善国家内外关系，而不会用于思考国内某一特殊领域的事务，是这样吗？

    格劳孔：的确。

    苏格拉底：这种知识是什么？存在于何处？

    格劳孔：是国家保卫者的知识，存在于统治者中间，也就是我们刚刚称其为真正的保卫者中间。

    苏格拉底：你准备如何称呼具备这种知识的国家？

    格劳孔：深思熟虑，拥有真正的智慧。

    苏格拉底：你认为，我们的国家拥有的铜匠更多，还是这种真正意义上的国家保卫者更多？

    格劳孔：自然是铜匠，他们的数量远超过后者。

    苏格拉底：这种国家保卫者是否少于所有拥有某一领域的知识，因此获得相关职业称号的人？

    格劳孔：是少了很多。

    苏格拉底：这说明根据本性建立的国家，是因为担当国家领导者与统治者的那个人口最少的部分，以及其中最小部分的成员拥有知识，才在整体上被称为有智慧的国家。而众所周知，有资格被称为智慧的，只有这种知识；根据自然规律，往往只有最少数人具备这种知识。

    格劳孔：完全正确。

    苏格拉底：眼下，我们终于找到了我们的四种性质之一及其在该国的位置，且不管找到的程度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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