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只有简单而极端的感情，别人提出的任何意见、想法和信念，他们或者全盘接受，或者一律拒绝。若不是把这些意见视为绝对真理，就是看成绝对谬论。要想控制群体，历来只能用暗示的办法加以诱导，而不是用合理的信念来解释，与宗教信仰有关的偏执与其对信徒头脑实行的专制统治，早就为大家所熟知。这种偏执的情绪根深蒂固，根本无法扭转，改变一种偏执情绪的唯一办法是用另外一种偏执极端的感情来取代。

    群体认定的真理或谬误都不容置疑，由于群体力量强大，它的理想和偏执就带着专横的特质。理性的个人一般会倾听各种意见，调和矛盾，群体则不然。在公众会议上，如果演说者略有微词，立刻就会招致严厉的呵斥和粗野的叫骂。在听众的嘘声和驱逐声中，演说者很快就会败下阵来。假如现场缺少当权者或执法者的约束，反驳者往往难逃一死。

    长达两个半世纪的欧洲猎巫风潮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数以万计的人成为猎巫队伍的牺牲品，那些站出来替人辩白的无辜者，也要惨遭毒手。

    1704年，苏格兰地区一个患有癫痫病的流浪汉指控两名女性对他实施巫术，一名女性在被抓进监狱后逃了出来，但在第二天又被捉住了。在回监狱的途中，对巫师恨得咬牙切齿的人们想淹死她。他们把这名女性捆上绳子，绳子的另一端拴在一艘渔船的桅杆上，把她投进水里后拉上来，再投下去，如此反复，在这名女性被折磨得半死不活的时候，人们又把她拖上海滩。一个暴徒回家把门板卸下来，压在这个可怜女人的身上，再在上面堆上大石，这名女性被活活压死了。没有一个地方官员出来干涉，负责押送的士兵也玩忽职守，幸灾乐祸，凡出来阻止暴行的人无不被恫吓和殴打。

    每个种族都有自己的种族性格，但很少有人真正理解民族性格的含义。尽管专横和偏执是一切类型群体的共性，但其强度还是各有不同。在这方面，支配着人们思想感情的种族因素，再次发挥作用。种族决定群体的感性程度，感性的种族群体更冲动、易变和急躁，尤其是拉丁民族人组成的群体，他们的专横和偏执可以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以英伦三岛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为典型，正是偏执和专横这两种态度彻底破坏了盎格鲁-撒克逊人强烈的个人独立感情。拉丁民族的群体只关心他们所属宗派的集体独立性，他们对独立有独特的见解，认为真正独立的人，是能让那些与他们意见相左的人立刻强烈反对自己信念的人。在各拉丁民族中间，自宗教法庭时代以来，每个时期的雅各宾党人，对自由的理解皆如此，从未有另一种理解。

    前文说过，群体的叠加只是愚蠢的叠加。

    1630年，米兰发生了一场瘟疫，随着瘟疫的蔓延，许多异想天开的荒唐故事被人们信以为真。有个名叫巴萨尼的人声称自己在某个黑夜站在一个大教堂门口。有一辆6匹白马拉着的黑马车停在他身边，马车后面跟着许多身穿黑袍的仆人。马车上走下来一个高大威武的陌生人，他邀请巴萨尼上车，把他带到一个几乎倒塌了一半的巨大宫殿前。巴萨尼看到许多骷髅相互笑骂，相互追逐跳跃，朝一块荒地奔去，荒地中间的岩石下面流淌着毒水，毒水流过田地，渗入了米兰城所有的泉水中。

    陌生人许诺说，如果巴萨尼愿意将米兰所有的门都抹上毒药，就可以得到无数的财富。此时巴萨尼终于明白这个人是魔鬼，他便向上帝祷告，瞬间电闪雷鸣后，他发现自己又站在了教堂的走廊上。

    这样的疯话得到了所有听众的信任，还有所谓的目击者为他帮腔，发誓说他们也见过那个陌生人。

    除了上面我们提到的方面之外，群体常常对意识形态也会进行夸张的处理，让某种意见以异常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即使到了荒唐至极的地步也毫不在意。

    专横和偏执是群体最能确定的感情，他们很容易就表现出偏执与专横的情绪，只要有人煽动起这些情绪，他们随时都会付诸实践。群体总是对强权俯首帖耳，却很少为仁慈心肠所动！在他们看来，仁慈心肠只不过是软弱可欺的代名词。

    在非洲的垦荒过程中，英国派来两名工会活动者协助土著农民。当地的农民工人到了之后，为了声援码头工人，他们举行了罢工，还要求工会活动者增加工资，改善伙食。他们焚烧营地的建筑物，甚至自行武装起来，设立路障来阻止欧洲人接近海岸。

    一位颇有声望的苏格兰工人发现道路被罢工者切断，从车上一跃而下，大声呵斥这些非洲人，土著人被突如其来的陌生人的暴怒吓呆了，立即丢下武器落荒而逃。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群体从来只向严厉的暴君低头。

    1795年10月，拿破仑·波拿巴奉命镇压骚乱，他竟然将大炮的炮口对准了自己的同胞，河水般的血流流向早已挖好的壕沟，骑兵手持军刀和手枪冲向了幸存者，之前大声怒骂的群众，顿时停止了呼叫。

    几年之后，拿破仑尝试着与议员们进行沟通，遭到了议员们的激烈反对，拿破仑的弟弟吕西安调集了一队掷弹兵冲进议院，将那些议员逮捕，剩下的议员一致同意选举拿破仑为法兰西第一执政人。

    群体喜欢英雄，他们眼中的英雄像恺撒一样冷酷残忍。他的权杖吸引着他们，他的权力威慑着他们，他的利剑让他们心怀敬畏，他们甚至总是为这种人塑起最壮观的雕像。而当这样的专制者失去了权力时，群体又会在转眼之间面目大变。他们并非是有所醒悟，因为群体只会干两种事，锦上添花或落井下石。群体喜欢践踏被他们剥夺了权力的专制者。群体随时会欺压软弱者，但对强权者低声下气！

    如果强权时断时续，而群体又总是被极端情绪所左右，它便会表现得反复无常，时而无法无天，时而又卑躬屈膝。

    如果以为群体在革命中本能处于主导地位，那就大错特错了。群体常常爆发超乎寻常的暴力和破坏力，但这种爆发是十分短暂的。他们极端情绪化的感情来得快去得也快，群体强烈地受着无意识因素的支配，因此很容易屈从于世俗的等级制，难免会十分保守。群体步入这种无头苍蝇一样的状态之后，他们很快就会陷入迷失。只要对他们撒手不管，他们很快就会厌倦混乱，本能地变成奴才。

    拿破仑·波拿巴上台之后压制了一切自由，让每个人都对他的铁腕有切肤之痛时，那些拥戴他、崇拜他的，正是那些原本最激进、最桀骜不驯的雅各宾派革命党人。

    如果不深入考虑群体的保守本能，我们就难以理解历史尤其是民众的革命。群体最终会回归保守，群体可能渴望着改朝换代换取卑微的需求，为了达到目的，他们常常发动暴力革命，但却常常沿用旧制度，从中国的王朝更迭便可看出端倪，这些旧制度本质上反映出了种族对等级制的需要，因此专制者便能轻易拥有整个种族的顺从。

    群体的变革，只针对很表象的事情。他们如原始人一样，有着坚不可摧的保守本能。他们对一切传统的迷恋与崇敬是绝对的；群体对传统事物、传统制度，有着迷恋式的崇拜，假如在发明蒸汽机和铁路的时代，民主派能够掌握今天这样的权力，那么这些发明便不可能实现，至少要付出血的代价，通过不断杀戮和革命来完成。

    这一点在法国大革命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科学被看成是贵族政治，发现了氧气的天才化学家拉瓦锡也因此被送上了断头台，永久地丧失了呼吸氧气的权利。雅各宾派的血腥统治被终结后，反罗伯斯庇尔的热月党人意味深长地做出了这样的评价：“雅各宾派认为知识是自由的敌人，而科学则是贵族政治，如果他们的统治足够长而且放开胆子去干的话，他们就会烧毁图书馆，杀掉所有的学者，把世界投入黑暗之中！”对于文明的进步而言，最值得庆幸的一点就是，只是在伟大的科学发明和工业出现之后，群体才开始掌握了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