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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不见前年雨雪行人断，城中居民风裂肝。

    湿薪半束抱衾裯，日暮敲门无处换。

    岂料山中有遗宝，磊落如□万车炭。

    流膏迸液无人知，阵阵腥风自吹散。

    根苗一浩无际，万人鼓舞千人看。

    投泥泼水愈光明，烁玉流金见精悍。

    南山栗林渐可息，北山顽鑛何劳锻。

    为君铸作百炼刀，要斩长鲸为万段［52］。

    这诗揭示了北宋冶铁手工业与煤炭的依存关系。徐州是北宋重要的产铁地之一，“自古为铁官商贾所聚”。“地既产精铁，而民皆善锻”［53］。但木柴燃料的危机，它也未能幸免而同样奄奄一息。后苏轼派人在本州白土镇找到了煤，才给徐州恢复了生机，带来“根苗一浩无际，万人鼓舞千人看”的欣欣景象，给冶铁业开创出了一个“烁玉流金见精悍”的崭新局而。造出的兵器也比以往的锋利。由于有了煤炭，此后几年，徐州岁制的诸般兵器、上供简铁“数目浩瀚”。而且新“置徐州宝丰监，岁铸钱三十万缗”［54］。煤炭确实把徐州的铁冶技术和生产能力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三、手工业生产用煤

    北京钢铁学院曾对出土的宋代生铁实物作过化验分析，其鉴定为“生铁普遍含硫较高，一般较汉代高四至五倍，个别则有含硫高达1％。除个别的可能是用特殊的高硫矿而外，多数则可能是用煤冶炼”［55］而由于煤炭（不包含焦炭）自身含硫所致。科学鉴定已表明宋代的生铁多由煤炭炼成，这在文献中也是有所反映的。

    先看北宋的河东路（约当今日我国煤炭基地之一的山西省大部分地区，煤田遍布该省三分之二以上的县），仁宗时，因西北用兵，曾在该路晋、泽、石三州及威胜军等地就地利用铁、煤资源铸造大、小铁钱，以助陕西军费［56］。于是引起民间私铸，河东货币一时大乱。当时知泽州李昭遘说：“河东民烧石炭，家有橐冶之具，盗铸者莫可诘”［57］。因为河东民间私铸铁钱也是用煤炭。当时知太原府韩绛说：“本路铁矿、石炭足以鼓铸公钱”［58］。而且从李昭遘说的“民冒山险输矿炭、苦其役”［59］的情况来看，铸钱的煤炭往往是以赋役形式取自老百姓。熙宁八年，神宗皇帝一次就诏令“河东铸钱七十万缗外，增铸小钱三十万缗”［6o］。可见此地煤、铁产量之多。也才会造就了一批“以地寒民贫，仰石炭以生”［61］的人。如果没有广泛的社会消费，河东是不可能出现这样一批以煤炭为生计的人的。河东铸钱是用煤炭，而炼铁及其它铁器制造业也离不开煤炭。在宋代许多谈及河东冶铁的文献中，每每是“铁、炭”并提。如“河东铁、炭最盛”［62］，这表明河东冶铁业已和煤炭结成了不解之缘。

    地处我国淮北煤田带上的徐州，其冶铁、兵器制造业依靠煤炭的现才被救活，并得到展，见前引《石炭诗》。再看煤炭储藏量最丰富的华北地区。

    河北路的磁、相二州是宋朝的主要产铁地之一。宋初就在此各设务、监［63］。沈括言：“今河北磁、邢之地，铁与土半”［64］。据《宋会要》所载，磁州武安县固镇冶务，年产铁一，八一四，二六一斤，元丰元年，年产达一，九七一，oo一斤［65］，占同年宋代铁产总量五，五o一，o九七斤［66］的35.8％强。足见磁州铁矿资源之雄富。熙宁八年，沈括察访河北，“至磁州锻坊，观炼铁，方识真钢”［67］。这就是后来名满天下的“百炼钢”，其独特的锤炼工艺因沈括之记才名垂青史，这也是与磁、相二州地处我国重要煤田地带有关。二十多年前，我国考古工作者就在原属宋代相州治内的鹤壁市［68］掘了一个宋代的大型煤矿，矿井口直径二点五米，井深四十六米，其中较长的四条开凿巷道总长五百多米，井下还有完整的排水系统，开采规模与今天鹤壁市中新煤矿开采范围差不多［69］。以古代的标准来衡量，其开采规模之大、产量之多是可以想见的。而这一重大考古成果也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的新问题，人们要问这个大型古煤矿当时是以什么形式来，经营？其产品是否进入市场？与它相适应的消费市场范围有多大？是否用作手工业的燃料？哪些手工行业在使用煤？等等。这里，本文初步探讨其中的某些向题。据《宋会要》天圣四年十月二十七日记载：“陕州西路转运使杜詹言：欲乞指挥磁、相等州所出石炭，今后除官中支卖外，许令民间任便收买贩易。从之”［7o］。可见，磁、相州煤炭的买卖权在天圣四年以前是由政府垄断的。此后，经人所请才许民间收买贩易。如果没有一个较大的消费力量在刺激，相州鹤壁古煤矿这样大的开采规摸是不可能形成的。一定的生产规模是与一定的消费市场相适应的。这个消费刺激就是来自本区磁、相二州达的冶铁手工业。正如前文已见，磁、相二州是北宋的主要铁产地之一，相州是宋初的四大铁监之一［71］，而紧连相州之磁州，仅其武安县固镇冶务一处年近二百万斤的铁产数，就占了北宋生铁年总产量的1/3强。在古代，这样小的地方生产出这样高的铁产量，只有利用本地便利的煤炭资源为动力才能办到。关于磁、相州以煤炼铁的生产情况，从该地的造船业用煤情况中也能见其一斑。天圣六年（公元1o28年），“京西转运使杨峤言，澶州浮桥用船四十九只……。请自秦陇同州伐木，磁、相州取铁及石炭就本州造船。从之”［72］。再从此后十年，即景祐四年（公元1o37年）“徙相州造船务于天雄军”［73］之记载来看，景祐年以前，磁、相州不仅已有造船手工业，而且是使用煤炭冶制船只所需之铁钉、铁锚、铁链等铁器。这说明木船制造业也是用煤炼制量不甚多之铁器，由此可见，整个磁、相州最为达的冶铁业、制造兵器的都作院（如前述磁州锻坊。相州都作院一次就能造箭33万枝［74］。）必然要以煤炭为其生产资源，因为“河北难得薪柴”（见前［17］）。邢州与磁州一样“铁与土半”，富有铁矿资源。史载邢州棊村冶每年铁产量一，七一六，四一三斤，元丰元年高达二，一七三，二o一斤［75］。产量在磁州之上。邢州是否也用煤炭炼铁呢？据《长编》卷一一一明道元年九月己丑记载：“废真定府石炭务”。如何要废？此可不论。但它却说明了真定府产煤炭，朝廷才会有石炭务。而今日河北重要的井陉煤矿正属于宋之真定府。其南隔赵州就是邢州，于此，邢州的经济地理位置便可一目了然：其上为产煤之真定府，其下又紧接磁、相二州的煤矿。对于富有铁矿资源的邢州冶铁手工业来说，正是上下交济、左右逢源的最佳地理位置。就近取煤炼铁，何须再往别处去考虑燃料供应。难怪邢州铁产年领要高磁州一筹。如果我们将刑、磁二州元丰元年的铁产量相加，它们正好占同年宋代铁产总数的75．3％强。这是一个令人咋舌的比例，但，它确乎是邢、磁二州得天独厚的煤、铁化合的结品。在“河北难得薪柴”的情况下，只有煤炭才能使这小小的地区在古代创造出这一高产奇迹。

    宋人朱弁在谈煤炭时曾言：“今西北处处有之”［76］。北宋朝的西北就是指陕西路广大地区。元丰年间，沈括曾任职于陕西延安地区［77］，关于这一地区的煤炭情况，他说：“造煤（煤在此指制墨用的烟灰）人盖未知石烟之利也，石炭烟亦大，墨人衣，予戏为延州诗云：二郎山下雪纷纷，旋卓穹庐学塞人。化尽素衣冬未老，石烟多似洛阳尘”［78］。这段《梦溪笔谈》“石油”一节的末尾这几句与石油无关的话不甚为人所注意，也有混为石油一谈的［79］；然而，这里所说的恰恰不是石油，而是石炭。沈括在这里借用洛阳道上的尘埃，来比喻延安地区朦胧的煤炭烟雾。并由这烟雾景象受到启，欲利用煤炭烟尘来制墨。延安地区这一触目的煤烟景象也为当时其他诗人所注意。《鸡肋编》引一位无名诗人所说延州亦有诗云：“沙堆套里三条路，石炭烟中两座城”［8o］。两座城在这浓浓煤烟云中若隐若现，类同于现代工矿厂区的烟雾，反映这一地区用煤的普遍。单凭民用炊烟还难以形成如此浓烟景象，必然还有手工业的生产用煤。元丰五年，朝廷在赐给该地的“边事用度”中，就有“工四千人，生熟铁五万斤，牛马皮万张”［81］。显然，这是送来此地制造兵器的工匠和原材料。四千个工匠在这里起炉开工，造成上述诗中形容的煤烟云雾，这就完全可以理解。

    二十多年前，陕西铜川市西南黄堡镇现了宋代耀州瓷窑遗址，遗址的火膛及灰坑内均现有煤块［82］。考古界认为，耀瓷在北宋得到大展，是同煤的使用密切相关，而铜川又是重要产煤区，为当时耀瓷的展，解决了燃料向题［83］。需要补充说明的一点是耀州也是北宋产铁之地［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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