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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李世民的表情，李信知道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而且效果似乎比想象的还要好一些。他把手中的纸放回原处道：“陛下也看到了，诗词文章方面的才能并不能代表一切。不论这位董大人的诗写得再好，哪怕比我好一百倍，至少在查账这一件事上，都不可能比得过掌握了复式记账法和大食文字的我。这就是专业的力量。”

    他正色道：“我大唐疆域辽阔，每日产生的政务多如牛毛，其涉及的领域更是五花八门，不可胜数，怎么能清一色只用会写一手漂亮文章的官员呢？当然应该委派拥有不同领域专业知识的人才去往相应的领域工作，如此人尽其才，处理起政务来自然更加得心应手，才能更好地推动我大唐的繁荣，不是吗？”

    这一番话句句都是肺腑之言。

    作为一个来自后世的爱国小青年，最令李信每每想起就觉得痛心的，就是自从董仲舒提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这个让人又爱又恨的东西就真的占据了华夏主流思想的位置长达数千年。

    不能否认，华夏之所以能在漫长的历史中一度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其中有儒家思想的功劳。但后来华夏在近代史上种种屈辱的遭遇，难道就不是儒家思想带来的恶果？

    儒家思想当然是它的可取之处。至少它的出发点是好的。那个天真的孔先生从性善论出发，试图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丝线，织起一张牢不可破的密网，从而构建一个万世不易的稳定社会。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也确实达到了它原本的目的。华夏漫长的封建历史就是明证。难怪历史唯物学者黑格尔曾经说过，华夏没有历史。在他看来，只有向前发展的轨迹才是历史，而华夏数千年都是在原地踏步，所以算不上历史。

    这种言论当然有失偏颇，毕竟黑格尔也免不了犯下以偏概全的错误。但这观点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能说明一个问题：儒家思想非常出色地完成了稳定社会的任务，但同时它也极大地禁锢了社会的发展。

    这就是孔夫子忽略的最重要的一点——稳定并不总是好的，事物是在向前发展的。

    西方在文艺复兴、工业革命、科学革命的时候，华夏最聪明最有时间和能力去学习的一群人，却在摇头晃脑地读着什么“子曰”、“诗云”！天哪，这是一种何等的悲剧？难道等坚船利炮轰开国门的时候，孔老夫子能从棺材里跳出来护我华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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