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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当张汉卿和他谈及为给东北发展储备大量人才而需要兴建大学与技术院校时，父子俩一呵而成。其实要论知识的作用，大老粗张作霖比张汉卿的认识并不逞多让，反而更加激进。

    两年前，张作霖仅是奉天城内小小的第二十七师师长，便专门上书当时的大总统袁世凯，指出奉天教育存在的种种弊端，并提出了整顿的措施，建议对学校加强管理。当是时，中|央对军队的控制是极到位的，他虽说握有重兵，但无论如何与教育是扯不上边的。

    综合几个谋士的意见，张作霖在条陈中首先指出，奉天办学存在两大弊端：一在糜费过多，得不偿失；二是教授不得其人，仅是坐拥虚名，缺少实际才干。另外，他还提到，办学偏重于高等小学，忽视初等小学，使师范毕业者不愿到初小就教。初小既缺乏良师，而毕业者亦无从升学。

    张作霖的条陈引起教育部、国务院乃至大总统的高度重视，肯定该条陈所指皆为症结所在，大总统命国务院将该条陈转交教育部查照。

    对于第一条，教育部回复“已于本年二月十九日通令各省斟酌地方财力，体察人民生活状况，竭力撙节，以杜虚糜”。对于第二条，教育部批道：“现在小学之必待整顿，亦诚刻不容缓。整顿之法，当从力节糜费，严定教员、管理员资格入手。庶使不能胜任之教员、管理员得以大加淘汰，于教育前途乃有澄清之望。”1915年4月9日，教育部训令各省民政长遵照办理。教育界闻之欢欣鼓舞，却不知此训令源自于一个远在东北、并素有“土匪”之名的赳赳武夫所倡导。

    关外的教育普及程度同等要差于关内，这是时代造成的。想想满清入关前还处于冥顽不化的状态，其酋长皇太极等人的兵法只是从《三国演义》中汲取知识，此后二百年基本上是荒着的，而关内则有上下五千年的辉煌。

    直到开始移民，东北的教育程度也是远逊于关内的，这是因为，能移过来的，基本上都是穷得活不下去的人“闯关东”，真正的诗书达礼之家，不至于活到这一地步。先天基础不足，让关外的教育之路更显坎坷。

    越如此，老张越坚定了把钱入在刀刃上的决心。他幼年只读了3个月的书，就辍学了，因为他得回家拾柴，帮母亲做饭打杂。他粗通文墨，难免会写错字、说错话。然而，有时候，这些差错，在闹笑话的同时，却往往会成为一段流芳千古的佳话。

    据说，以前大帅府的传达室门前，有一块“传达室”的木牌，他进进去去的时候，往往只看卫兵的军容风纪，不大注意其它地方。有一天不知怎么的，被他忽然看到这块标牌了，皱起了眉头，心里很不爽。下车后，他语重心长地对副官说：“就算咱胜利了，东北统一了，也不能骄傲呀，你看我大帅府门上，只挂了‘治国护民’的牌匾，也没有挂我张作霖三个字嘛。”接着，他转过身，再把前面的传达室一指，继续说道：“你再看看我们的弟兄，一个小小的传达室，都要挂上他傅连宝的大名，成何体统？”副官定睛一看，差点笑出声来，原来，首长把传达室看成了傅连宝，当成了人名！

    闹了笑话，张作霖倒不以为忤。不过他想道若是战场上官兵们搞出这些名堂来，传达军令错误，可就是胜负攸关的大事了。所以在张学良等人的教育问题上，一向给予重点对待，不旦让张学良学习时髦的英文，招聘了许多家庭教师培养他多方面的才能，还安排了奉天大儒金息侯做他的专职老师。

    进入民国，私塾式的旧式教育已经被新式学堂所取代，可是奉天缺少能够教书育人的老师。怎么办？于是1917年1月，张作霖以个人名义致电教育部，请设高等师范学校，以培养教师。但教育部回电以“于国立学校计划有关”为由，没有批准。当时的国力有限，国家在各省设立多所国立师范学校，奉天根本不在名单内。

    但张作霖没有气馁，继之于3月直接给教育总长发去咨文，进一步强调在奉天省设立高等师范学校的必要性。由于张作霖的积极争取，教育部才初步同意将计划之内的最后一所国立高等师范学校设在奉天。

    这是那个年代东北唯一的师范大学堂，即后来的辽宁师范大学，这是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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