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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定啊，德国离我们太远了。威廉二世是个有野心的人，他正想在远东扩展势力，所以是他需要我们而不是我们需要他。我其实最关心日本人的态度。”袁世凯说。

    “哦，日本人，日本人是绝对支持父亲的。”袁克定急忙拿过几张报纸，指着里面的内容说：“这是《顺天时报》这几天的内容。”

    《顺天时报》是袁世凯每天都要读的，因为这份报纸不仅发行量大，而且是日本人在天津所办的汉文报纸，从中可以看出日本政|府的动向。

    “不列颠为君主立宪，而成今天之日不落；日本为君主立宪，以一隅而国家兴旺。今日之中国，共和陷入死地，惟恢复王朝体制，始能扬我中华之故事。”这是三日的头条。

    “君主立宪之风既渐，民众雀跃，谓之中兴有望。大总统当顺应天命，接承民意。”这是四日的编者按…

    看来舆论真是站在自己这一边的，这样一来，最大的隐忧是解决了。想想也能理解：日本、英国都是君主立宪，他们也没有理由反对自己不是？

    作为中华民国的第一人，又手握重兵，天时、地利都是占到了的，现在好像只差人和。

    人和是什么？在自己的心中，那是众人推。民国政|府里，不乏有文武重臣对自己做皇帝的暗示表达出坚决不从的意见，连跟随多年的亲信段祺瑞参谋总长、黎元洪副总统都直接表达反对，即使自己表示他们将来上朝时可以“入朝不趋、赞拜不名”都不行，这让老袁举棋不定。

    “杨皙子也向父亲递话，说古今英雄，值此非常之时，当作非常之事。现在天下归心，父亲当断不断，必受其乱。”袁克定借别人之口，故作危言耸听之声。

    “杨度还是这么热心！”提到他，老袁终于露出一丝开怀的意思来。在诸多文臣谋士之中，是杨度最早鼓吹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度的。早在清末，他被派往东京时即鲜明表达了自己的从政主张。他在东京和孙逸仙就中国革命问题辩论数次，“聚议三日夜不歇，满汉中外，靡不备论；革保利弊，畅言无隐。”章士钊在《与黄克强相交始末》中就提到，他不赞成孙的革命思想，但他将黄兴介绍给孙逸仙，促成孙黄合作。不久中国同盟会成立，孙逸仙力邀杨度参加，他拒绝参加，愿各行其是，他表示：“吾主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斯在今日，勿相妨也。”

    从这段历史可以考证，他绝不是借帝制以幸进的小人，所以袁世凯对他也是极为信任。所以民国四年的时候，杨度与孙毓筠、刘师培、李燮和、胡瑛、严复等人共同发组织筹安会，自任理事长，主张君主立宪，争论“从学理上研究君主皿煮，在中国孰为适宜？”

    此时正值国内救国运动正如火如荼之际，洪宪帝制的理论家杨度将对日交涉之愤懑、国家不富强之根本问题，归于立宪君主之不至。他隐晦地承认了以二十一条为表征的国家贫弱问题，是需要君主制来解决的。在同年的五月三十一日，杨度呈送《君宪救国论》，“中国如不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终归于亡国而已……故以专制之权，行立宪之业，乃圣君英辟建立大功大业之极好机会。”

    不知是作秀还是真的惺惺相惜，袁世凯读完《君宪救国论》却大加赞赏，称之为“至理名言”，并亲自赐匾题字，赐杨度为“旷代逸才”。毫不理会梁启超的“杂音”。此时，《中日民四条约》签订仅有一周，墨迹未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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