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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晏孝广道：“贤胥，你可不敢大意。这次虏丑可不简单，我觉着古怪。”

    晏孝广是有眼光的，这一点李慢侯很清楚，他的感觉一向很准。

    “怎么个古怪法？”

    李慢侯问道。

    晏孝广道：“贤胥。你不知道，最近逃到扬州的流民齐整了很多。”

    李慢侯疑惑：“你是说里面混有奸细？”

    在女真人、流寇、溃兵这些势力横行的地区，即便有难民可以完整的逃亡，也不会太多，很多人路上妻离子散，各种悲欢离合，一家两家齐整也就算了，大量家庭短时间内都齐整的情况，那肯定是有鬼的。

    晏孝广摇头：“盘查的很仔细，都是普通人。我担心是虏丑有意为之！”

    “有意？”

    李慢侯神色凝重起来，兀术逃跑之后，金兵在扬州周边的活动就开始频繁起来，此时普通人大量通过金兵封锁线进入扬州，如果不是混入了奸细，那只能说是金兵有意驱赶难民，就是让他们进入扬州，目的很简单，那就是让大量人口消耗扬州的粮食。

    晏孝广道：“我不放心，就派人专门去查了。果然有古怪。一个纲首回报说，见过虏丑从泰州驱赶流民，如驱使牛羊，在后呼喝鞭打，沿着运河一直赶到了扬州界内。”

    李慢侯冷哼一声：“又是这些纲首。怕又见死不救了吧？”

    晏孝广道：“嗨。图财吗，眼下不都这样。”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扬州地区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特殊的组织，专门负责为别人在水上押送货物为生，为首者叫做纲首。从业者主要是一批漕卒、纤夫、水手。

    纲本来是一种押送单位，最初是唐代出现的，为了漕运南方粮食，唐代官员开始有组织的设计了漕运制度，将一艘船编为一纲，差使富人押船，称之为纲吏，之所以要富人，是因为一旦漕粮失陷，富人需要包赔，只能是富人，穷人赔不起，好处是这些纲吏可以免除一些赋税。

    这套制度发展到宋朝，规模空前巨大，而且更加民间。宋代的纲运已经不在局限于漕粮，茶叶、丝绸、瓷器都通过纲运形势运输，规模空前。光是粮食，唐朝时候从外地漕运到长安的粮食不过一百来万石，到了宋代，光是江南每年就能漕运六百万石，还有两湖地区，两淮地区都是产量中心，因此漕运超过了千万石，是唐朝时的十倍以上。

    同时唐朝时候的组织形式，也越发跟不上时代了，宋代的纲运开始扩大，将唐朝时的三小纲并为一大纲，一纲的数量变成了三十艘。

    可是这种长距离的押送，危险性很大，尤其是此时的湖南等地并不是腹地，一定程度上属于边疆，有大量山民、夷人活动，经常越境劫运，还有梁山泊这样的好汉抢劫，所以大型纲运船上，往往有军事力量存在，同时宋朝官府比唐代要人性化一些，不愿意大规模动用民役饶命，军人地位又比较低下，所以文人建议由军人押运。后来慢慢还将其视作一种对军人的仁慈，因为军队冗员极多，军官吃空饷，喝兵血肆无忌惮，底层士兵生活困难，通过押运纲船，士兵可以得到一份工钱。

    到了宋太宗手里，更是直接遣军官押纲，取代了过去的富户作为纲吏，包赔损失。以免民户镇不住押送的军人，被他们偷窃纲货，最后富户大量破产。从唐代到宋代，纲运逐步从民间转向了军队手里。

    但这只军队是不负责打仗的，他们称之为漕卒、舟卒、纲卒、运卒、运兵、挽舟卒等名字。由于宋朝皇帝很乐意养兵，早在宋太祖时代，就将扩军看做是一种政治智慧，每每发生灾荒之后，就招大量流民当兵，以免流民变乱。这些军队基本上不可能打仗，却代代相传，滋生了庞大的地方厢军群体，漕卒也是这样的群体。为了解决这些冗兵的生计，又不断鼓励官府纲运只雇佣漕卒，渐渐官府纲运中，漕卒比例越来越高，最高的时候高达七成以上。

    不过宋代经济发展更快，乃至渐渐的漕卒不够用了，大量民间雇工又登上了漕船。到了仁宗时期，发展到每艘漕船上，往往只有一两个漕卒，其他都是民夫的情况。

    同时这种纲运形式，也被民间借用和改进。一些商人也组建船队，雇佣民夫纲运。官府不但不限制，还大肆鼓励。在宋朝以前，是没人愿意长途贩卖粮食的，商场有箴言，叫“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将粮食运输千里贩卖，在宋代以前是不可能盈利的，因此唐代的漕运粮食都是政府管理。宋代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商品粮贸易成为一项大买卖，政府又比较鼓励民间，采取减税等方式支持，苏轼更是提出“法不税五谷”概念。

    到了宋徽宗时代，军人在漕运中的比例又一次增加，因为蔡京改革漕运法，执行直运政策，漕粮从产地到京城，中间不能停运，必须直达京城，这是担心一些纲吏、漕卒夹带，甚至有的纲吏根本不在产地贩粮，而是装着其他货物，官府漕船没人征税，他们将货物运到京城，就地采购粮食交差，能赚一大笔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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