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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女婿搀扶，葛老爷子昂首挺胸地走过马路，来到冬子那已经破旧的红砖楼前。房子好久没人住，几个门的锁都已经开始锈蚀，而一楼楼梯间的地上，还甩着一个破旧的烧烤架，上面是一个装炭烧烤的铁皮槽，下面是几根铁棍焊成了支撑架。

    整个架子倒在地上，估计被人踩过或者试图偷过，有明显的扭曲痕迹。但一把自制的铁链锁固执地缠绕过几个关节，硬生生地与楼梯铁栏杆绑在了一起。

    如果小偷要偷它去卖废铁，只有两个办法。一是破坏性开锁，这是个技术活，一般人来不了，只能是职业小偷才有的手艺。况且，按现在的情况看，那锁已经锈蚀，也不好开了。第二个办法，就是硬生生砸或者锯断连接，这动作与声音就比较大，这里在厂区5号门边，出入工人没断过，也在东山公园的一个出入口对面，搞这么大动静，为了一点废铁，风险与收益不成正比。

    在容钢附近，这点废铁根本就不值钱。原来容钢兴旺的时候，内部管理就比较松。虽然厂区与市区有高高的围墙分隔，但架不住钢耗子在墙上挖洞，一个晚上，就可以搬走一吨铁。虽然厂内保安有巡逻，但是牛栏关老鼠，防不胜防。

    其实，这也算是容钢衰败的原因之一。后来厂里工资降低了，员工裁员了，但这些人中就有些在想歪办法，内外合伙，偷的数量就更大了。当然，后来政府搞专项打击行动，也判了一些人，其中一个人，就与冬子有关。

    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当时传遍容城。说厂里有个老工人师傅，每一上班最早来，大约六点钟就进厂了，下班最晚回，估计要到七八点钟，在车间，他总是最早来最晚走的。他这种精神，也多次受到分厂及总厂领导的表扬，年年评为先进。所以，不管是厂里裁员还是离，岗等退，都没有他。人家是先进，怎么不照顾呢？

    这里所说的离岗待退，是一个为降人力成本发明的一个新词语。当时容钢的老高炉要淘汰掉三分之二，新高炉需要的工人都是年轻的刚培训过的。所以，大部分老工人就要淘汰。最难受的是四零五零的人，也就是4０到5０岁的人。新技术学不了，老技术没用了。如果下岗推向社会，也不好找新工作了。怎么办？搞一个提前退休？但这个政策最多向前放五年，也就是男工人必须超过5０，女工人必须超过45。

    大部分4０岁的人就没办法退休。于是，厂里就发明了一个“离岗待退”这个词。先不工作，厂里只发生活费，大概是上班工资的一半，等到退休年龄到了，再办正式退休手续。

    工资少掉一半，对许多家庭来说是不能承受之重。而刚才说的那个老工人，虽然已经五十四岁了，但因为是先进，所以他可以拿全工资，直到五十五岁正式退休。当然，所谓在岗的全工资，也只有原来效益好时的三分之二。

    当时的专项整治，是很有章法的。厂区保卫部门，从里往外查，主要是查是从哪里偷的从哪里出去的。而容城公安部门是从外往里查，主要是查，出来的钢铁卖到哪里去了，是谁卖的。里外一夹，焦点除了前面所说的围墙，就是厂区出入的大门了。

    而这大门里现场就搜到了这位最后离开的先进，他上下班所挎的电工包里，居然夹带了两块“王八铁”。

    所谓“王八铁”，其实是小块钢锭，是炼钢出来后未经加工的巴掌大小的初级产品。这种钢锭的标准是每块五公斤，两块就是十公斤。

    警察到他家搜查，没发现什么东西。在厂领导的追问下，他才说实话。他三个孩子读书，两个正上大学，正是用钱的时候，家属下岗了，自己工资也少了，于是就动起了这个心思。他是老先进，门卫不会搜他的包，这样持续了大半年了。他也主动交代了自己偷出来的东西，被他埋藏在另一个地点，没有卖出一块。

    为什么呢？因为他看到政府在抓这个事，他一贯老实，此时更不敢随便卖了。

    主动交代罪行主动上交脏物，在厂领导的同情下，公安部门也给予了证实，最后检察院在起诉书上反复强调他的自首情节。法院从宽，判三缓三，不用坐牢了。

    有钱男子汉，无钱汉子难。

    现在，容钢终于挺过来了。新高炉出的新产品，还是有市场竞争力的。但是元气大伤，职工减员到一万人左右，但效益总算是扭亏为盈。此时，它再不是容城的经济支柱了，它只是一个普通的企业。

    容城的水产联合体，已经成功上市，而围绕湖泊围绕莲花围绕东山的旅游开发，也吸引了大量客源，它们才是容城的明星。

    冬哥家的窗户，有几块玻璃已经破损了，在这个家家户户迎新年、房上屋前挂灯笼的时候，显得凄楚。尽管砖瓦的红色有倔强的本色，但仍然在与周边人户的对比中，掩饰不了它的寒酸。

    葛老爷子走到墙边，不是透过窗户向里看，他只是在摸那个字。一个巨大的黑色圆圈中一个巨大的字，远在百米外就可以看清楚，但葛老爷子，此时仿佛不认识它似的，非要如此逼近地反复看，用手摸。

    拆！

    这条街要拆迁了。东山旅游开发是整体性的，除了东山公园本身的整理，公园下这一条街，也要修成仿古建筑，县政府的人员到江南到四川都考察过，没有仿古一条街，就不能将游客的消费留下来。

    喜剧的是，即便这条街修好了，背后的高大院墙后面，就是钢铁厂的车间，这个对比，恐怕很难协调吧。

    拆迁办已经在半年前都发了通告了，遇到冬子的家，就很难办。他没有直系亲属，本人又找不到，怎么商量赔偿呢？

    有心人找到葛老爷子，要葛老爷子做主。

    “我作不了他的主，这得要问他本人，好不好呢？”

    “关键是他本人我们找不到，人家又没犯罪，政府不可能找公安抓他吧？况且，协查通报也不敢发啊？没理由啊？葛校长，您德高望重，他的事你来管，所有人都没意见。更何况，他把您叫爹爹，在容城，跟他最亲的人，就是您，况且，过去的事，我们都知道。您就当支持我们年轻人的工作，帮我们个忙好不好？”

    葛老爷子本来是一直不松口的，毕竟，关系到这么重大的利益关系，冬子已经成年了，应该由他自己决定。

    这里不光是钱的事。拆迁有两种方案。第一是在原地赔面积，冬子家有两个门面，那后来的仿古一条街就得赔给冬子两个门面，而楼上的面积，可以凑一套百平米单元房。还有一个方案，就是按比市场价略高的价格，由政府收购。大约算下来，冬子家可以得到两百多万元的现金赔偿。

    但是，架不住政府负责规划的副县长亲自登门，而且来了三次，每一次来，不说冬子的事，只说来看老师。他是葛老爷子的学生，当时成绩很好，葛老爷子很喜欢他。他家庭条件不太好，是农村的，有时给不起学校食堂的伙食费，葛老爷子就帮他垫钱，帮他渡过难关。偶尔，也会带这位学生到家里来，吃点肉，算是改善伙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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