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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其缘由，还是汉廷为了“充实”关西，胡乱拆迁，结果作出事来了。

    羌人绝对攻不破的边塞陇坂，官府帮他们过，而对羌人来说，这种强迁也非他们之愿，沿途遭到欺压虐待，到了地方后生计没着落，动辄沦为奴隶。日子久了，自是满心怨恨，原本只是族别矛盾，再掺和进阶级矛盾，情况更加复杂。

    加上内迁后仍按照部落管理，因俗而治，很难被归化为编户齐民，与汉人有天然的隔阂，遭到欺压后凝聚力更强。

    等到时机恰当，其首领振臂一呼，便能引发一场反叛，与汉人的破产平民合流后，越发壮大。好比孙猴子进了琵琶公主的肚里，在关中大闹一通了，以至于东祸赵、魏，西钞蜀、汉，五州残破，六郡削迹，羌乱遂糜烂开来。

    到了汉末魏晋时就更夸张了，因为三国乱战中原人口锐减，土地空虚，为了“充实”内郡，不但迁羌人，匈奴、羯人、鲜卑、乌桓也纷纷内迁，像极了后世欧洲大肆收难民入境，最夸张的时候，关中一半人口是羌胡部落，一时有法兰西变法兰西斯坦的节奏。

    民族融合哪是那么容易的，汉化最快的是羌胡的上层人物，但他们学了汉人的文化，长了见识后，遭逢乱世，刘渊，石勒之辈遂出。

    所以当时有名为江统的士人写了篇《徙戎论》，历数了内迁的坏处，并发出了预言，认为再不将羌胡迁回老家，恐怕就要有大祸发生了！

    不出几年，五胡乱华便开始了。

    不过如江统所言反向迁徙也不现实，亡羊补牢已晚，用后世毛爷爷的话说：“迁亦乱，不迁亦乱。在封建时代非乱不可。千数百年后，得化为不乱始辑耳。”

    此为正解，没那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莫要对自身融合异族的能力太盲目自信，更不能高估己方官吏豪右的素质，若迁徙后杂而未和，莫如不迁。

    仔细一捋后，任弘发现，历史上东汉羌乱、五胡乱华的引子，便是西汉埋下的。

    虽然眼下大汉国力强盛，人口也众，可还是要防范于未然，必须从源头断绝！在将已迁入内郡的羌、胡、越人消化前，还是老老实实将其他人斥逐于境外吧。

    任弘只能危言耸听，既然金赏不在，就能对赵充国说些“内诸夏而外夷狄”“申缯之祸，颠覆宗周”之类的话了。

    “今陇西、天水户口单少，而欲令羌人与之杂居，是犹种枳棘于良田，养蛇虺于室内也。羌人凶悍难驯，而小吏豪右也对其欺压，这一来一往，虽有贤圣之世，大德之君，咸未能以通化率导，而以恩德柔怀也。”

    “一旦日后东西羌合力作乱，威胁到了三辅，恐怕就不是边患这么简单了。”

    再说了，你想迁，羌部还不一定乐意搬，恐怕又有反抗，反而不美。

    任弘不需要说服金赏，他只用劝服赵充国，两个最了解羌事的人意见相合，霍光应会采纳。哪怕金赏单独上疏，哪怕皇帝同意也没用。

    赵充国确实被任弘说服了，也认为维持现状比较好，他的看法是，先将反叛的羌部先零、卑禾彻底赶走，撵到鲜水海以西喝西北风去。

    至于河湟那十多部，两万余落，十多万的羌人，则陆续迁徙，这次不是向内，而是向外，驱至四望峡以西。

    “在四望峡筑起关隘，将金城郡境内的羌人与支姓小月氏安置于湟水上游，设金城属国管辖。”

    属国是个不错的制度，但不可再设于内，而应设于外。任弘以为，往后可以学学满清在内蒙外蒙的盟旗制，将本就一盘散沙的羌人分而治之。

    此外再维持小月氏、羌部的平衡，令罕开、烧当两部在黄河以南两虎相斗，大汉在中间当裁判，谁劣势帮谁，如此可维持河湟数十年安宁。

    现在唯一的问题是，金城属国的西界要到哪。

    赵充国仰头望着日月山的达坂：“如道远所言，地高于一万五千尺，汉人便会不适，三军还未抵达战场，便已无力再战，焉能在鲜水海与羌人角逐？我听闻先零已西遁，而卑禾羌仍在鲜水海周边游牧，难怪他们有恃无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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