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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凤笑道：“所谓‘江东之豪，莫强周、沈’，则周札是否谋反，全在士居。”

    随即向王敦建议说：“可遣士居归乡，挑动周氏，若有士居伪诺相助，则周札必反。叛军北攻建康，建康守军，本不甚多，刁、刘又不过书生而已，不识御敌，由此而必召明公率军，溯江而上平叛。

    “明公亦恨刁、刘久矣，惜乎不敢骤然用兵，唯恐大王求救于朝廷，以妄动兵戈之罪，下诏讨伐。而今石勒僭号于襄国，晋、赵之间，秋后必有大战，裴、祖皆无暇南顾，周士达又入于汉中……

    “且若有大王手诏，则明公兵向建康，谁云不宜？一旦抵达建康，即可申刁、刘之罪，逼迫大王翦除其党。复罢苛政，使士居游说周札罢兵，周札必应。如此，则不损一兵一卒，可以建大功、除奸臣，名盖六州，声闻中原。事罢，明公或留建康辅政，或将政事付之茂弘公，而自归武昌，则江南六州，名归大王，实为贵家所有。

    “贵家诚能统合六州之力，即便朝廷灭羯，一统北土，亦只能羁縻之，就此带砺山河，永为南土之尊。此非贵家奉大王南徙之本意乎？是以臣才为明公贺也。”

    王敦闻言，不禁大喜：“世仪之谋，确实高明，实能化祸为福，因机成事——茂弘不能见此，反使孺子北上，去向他人求救，岂不可笑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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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提王敦、钱凤等人密谋，单说王羲之和庾翼二人在武昌停留了三四日，便再登舟船，继续西上，于路游山玩水，倒也惬意。终究都是没怎么出过远门的小孩子，本就贪玩，再有家族重任担在肩上，二人却不但不深自砥砺，反而以之为苦，既然如此，那还不如多松快一天是一天呢。

    如抵达襄阳之时，庾翼就对王羲之说：“听闻城东南有鹿门山，中有鹿门寺，为彼处盛景，我等既然途经，不可错过啊。”

    王羲之闻言不禁蹙眉，问道：“既云寺，必是释教祠庙，又有什么可看哪？”

    庾翼笑道：“阿兄差矣，此寺非同别寺。据传后汉建武中，光武帝与侍中习文通游于黎丘，梦见二鹿来谒，自称苏岭山神，遂命习文通立祠于山，刻二石鹿夹祠道口——山乃改名为鹿门山……”

    王羲之不解地问道：“则既是山神之祠，为何又唤作寺呢？”

    “寺”字本指官舍，如鸿胪寺、大理寺之类。其后释教传入，自西域以白马驮经而来，初止鸿胪寺，故而中国历史上第一座佛教修行所在“白马寺”，就此以寺为名了，逐渐成为通例。

    庾翼摇头道：“何时改为佛寺，小弟却也不知了……”

    王氏一门，尤其王会、王正兄弟，是向来信奉道教的，所以才会悖逆时流，给子孙起双字名，而且第二个字都是“之”——如王舒有子晏之、允之，王廙有子胡之、耆之，王彬有子彭之、彪之等；再往后传，名叫王某之的还有一大群，比方说王羲之有子玄之、凝之、徽之、献之，王胡之有子茂之，王耆之有子随之……

    然而自从帛尸梨蜜多罗一度驻锡建康以来，却有不少世家子弟开始对佛教感起了兴趣，庾氏便是其中的重要代表。故此庾翼才会想去游览鹿门寺，王羲之对此则没什么特别的兴趣。

    但既然听庾翼说鹿门山、鹿门寺还有那么一段俗世典故，不纯是佛教寺院，又想要趁机拖延行程，不急往关中去，王羲之最终还是首肯了同伴的提议。谁想到两人却在游览鹿门寺的时候，不期然而遇见了襄阳郡守司马承。

    司马承字敬才，是司马懿六弟司马进之孙、谯刚王司马逊次子，初拜奉车都尉、奉朝请（晋于宗室往往加号某某都尉，并给奉朝请的散职），后因奉迎惠帝司马衷自长安归洛之功，进位游击将军。他在永嘉年间南逃，本欲依附征南将军山简，孰料未至而山简便即病逝，被迫继续东下，最终经武昌而抵建康，入了司马睿的幕府。

    在原本历史上，长安沦陷，愍帝司马邺被刘曜所俘后，司马睿便承制命司马承继嗣谯王——其侄、谯王司马邃早就在苦县宁平城被石勒给杀害了。但在这条时间线上，司马邺还好好地呆在洛阳，自然轮不到司马睿插手诸侯封事，而司马邺貌似也没想要复兴谯王家系，司马承便仍然只是闲散宗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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